盡管臨近期末，小靜（化名）的QQ替課群仍然頻頻閃動著新的信息。手機震動的第一下，她便迅速點開消息提示窗。沒過一會兒，小靜撇撇嘴，放下手機，這筆“生意”又被人搶先了。

小靜是吉林某高校大四的學生，已保送攻讀碩士研究生。和其他在校學生相比，她的空閑時間很充裕。于是，“替別人上課”就成了她主要的兼職工作。

據她介紹，一節大課20元，點名加10元，做筆記或交作業再加10元，這是替課群里不成文的收費標準。一般情況下，一個月下來小靜可賺到1500元左右。大四以來，家里就沒有給過她生活費。

為了最大限度地接收替課信息，小靜四處搜集替課群。為此，她特地申請了一個專門用于替課的QQ號，里面有十余個替課群。因為大學城各學校離得不遠，所以，她偶爾還會去其他學校替課。“只有這樣，我的收入才能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水平。”

“我才不找其他兼職呢。替課的時候我可以做自己的事，讀讀書看看視頻 ，老師只管講他的就好了，哪有這么好的兼職？”小靜說。

46.56%大學生有替課經歷

在聊天軟件上搜索“替課”，立刻出現了全國各地的替課群，這些群都標明可以為高校學生提供替課服務，甚至可以包月、包年。

有過找人替課經歷的徐晴（化名）回憶，有一天，當自己把課程名稱和上課時間、地點發到群里后，不出5秒，就收到8條私聊，信息發出后1分鐘，收到大概20條左右的回復。

針對大學生替課現象，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隨機抽取了503名大學生進行調查，其中52.09%的大學生表示身邊出現過替課現象。而在有替課經歷的大學生群體中，46.18%的人是通過QQ、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平臺直接發布或收到替課信息，17.18%的人則是通過QQ或者微信替課群。

今年4月，東北某高校文文（化名）拿到學校的推薦名額，參加一個校外的實踐活動，時長半個月。她擔心老師不準假，主動打印、簽署了一份學校的免責保證書。拿著保證書，文文先后跑到輔導員、教學辦、學院主任處請假，卻一次又一次地碰壁。

她有些無奈：“我就是不理解，學校一方面鼓勵我們多參加課外實踐活動，甚至給我做了推薦，為什么到頭來卻不準假呢？”萬般無奈，文文選擇找人替課，以防查課時被記曠課。

采訪中也有人提出，不少老師在知道學生找人替課后，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白梅（化名）拿起一本書，急匆匆地往教室方向趕去。前一天，她通過QQ替課群接到這筆替課的訂單——大學計算機公共課程，對方出價40元。

課間，白梅的鄰座突然問：“這課叫什么？”白梅怔了怔，“我給你問問。”她轉向另一邊的鄰座：“這課叫什么？”連問三人，都搖頭。隨后白梅看到鄰座埋頭在看自己專業的書，同一排的5個人意識到，原來大家都是“替客”。于是，幾個人熱烈地聊起了自己的替課經歷，聲音越來越大。

突然，白梅對面的“替客”噤聲，幾人抬頭，身后老師也不知站了多久。老師未發一語，上講臺繼續講課。5人忐忑了足足45分鐘。下課后，他們小心翼翼地觀察著老師的舉動，飛快地遞交了作業。離開教室，白梅才意識到，他們的擔心有些多余，因為老師根本連眼皮都沒抬。

大學生尋求替課原因各不同

大部分受訪對象表示，自己會找人替課，多數情況是因為“這堂課點名、交作業的幾率很大”。但同時，多數老師只認識非常少量的學生。所以即使是“點一個走一個”，或是“交一個走一個”，老師也只能查清到場的人數，而無從確定學生本人有沒有來上課。

西南民族大學大二學生小涵（化名）一邊學習，一邊推廣她的創業項目。由于創業項目越辦越大，小涵以25元一節課的價格將課“承包”出去。

她認為課堂上老師講授的東西并不能讓自己學到真正想要的東西。“我覺得雇人替課的錢花得很值，是自己的一個解脫，也算是‘贖身’了！”

在本次調查中，51.90％的大學生認為“與實習或課外實踐相沖突”是選擇替課的原因。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輔導員林志富表示，一般學生請假要分別向分管學生工作和教學工作的兩位院領導請假，院領導會權衡課外實踐的價值再考慮是否批假。“如果是挑戰杯這種全國性的比賽或者是專業競賽，學院一般是會批假的。”林志富說。

同時，有44.65%的大學生是因“課程枯燥或者對課程不感興趣”而選擇替課。福建某高校大二學生可可（化名）花了1萬元在學校附近報了英語口語培訓班，并花錢雇人替她上大學英語公共必修課。

“大學里的英語課跟高中沒什么兩樣，還只是停留在寫上面，”可可認為英語是一種實用的東西，但是學校里1個老師教60個學生滿足不了這一點，“只能去外面學口語了。”

但是，仍有3.45%的大學生是“任性就是不想上課”。吉林某高校大一學生小怡（化名）在寢室睡覺、看劇、打游戲，并且在這學期“跑膩同市或大或小的夜場，逛遍鄰市或深或淺的小巷”。在她和同學看來，對于文史類的科目，簡直就是“筆記在手，天下我有”，根本不用擔心考試。這似乎使他們有了更充分的翹課理由：背筆記我一樣能過，為什么要去聽課？同理，我能用一周背完的筆記，為什么要用整個學期去消化？“要不是個別科目的老師會點名，我連替課都不會找。”小怡說。

除了不想上課，也有部分學生是為了將3天小長假升級為黃金周。廣州體育學院的成成（化名）就曾找替課，這樣自己就可以從9月28日放假一直到10月10日。

“學習是學生的義務，保護學生也是學校的責任。學生如果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請假，但不能不上課，更不能把課堂作為一種商品媒介、經濟手段。哪怕學生有充分的理由，他也只能請假，而不能找替課。替課永遠是不正當的。”吉林大學化學學院輔導員崔曾多說。

“替課形成產業鏈是功利教育下的畸形校園生態”

“我不認為大學生花錢找人替課不只是大學生自身的問題，而是當前整個大學教育教學出了嚴重的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知名教育學者熊丙奇說。

熊丙奇認為，中國的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包括課程設置自主權。有的課程大學不愿開設，卻不得不按統一規定開設，再加上教師對課堂缺乏投入，自然而然課堂質量也就不高、缺乏吸引力。隨之產生兩方面問題，一是學生覺得上這些課是浪費時間，還不如逃課去做其他事；二是教師也認為學生學不學意義不大，尤其是對于一些公共基礎課，于是大家“心照不宣”，教師與學生共同“對付”課堂。

“替課形成產業鏈是功利教育下的畸形校園生態，是一些大學弄虛作假、形式主義辦學之風在學生中的蔓延。一些大學教育嚴重“空心化”，學校并沒有給學生什么教育，學生也沒有從大學里學到什么。只是貌似學了一堆課程、且獲得不錯的分數，于是拿到一張文憑。可這一紙文憑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目前每年700萬手持大學畢業文憑的學生走向就業市場，面臨空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已能說明問題。要消除這些現象，必須向功利教育開刀。”熊丙奇說。

對于大學生找人替課的現象，福建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張榮偉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部分用人單位的招錄標準過分重視社會實踐和實習，應根據崗位需要制定科學的錄用標準，而不是一窩蜂以實踐經歷為指標。另一方面，高校在課程設置中也沒有兼顧到學生的個人發展規劃。

“本科生找人替課是一個很危險的現象。”張榮偉說，“現在的大學生在教育內容與社會需求的結構性沖突、學校評價標準和用人單位的雙重評價中，處境太過尷尬。如果已經有一些學生出錢找人替他上課，那我們的高等教育真的應該深刻檢討、研究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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