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這個標準，劉帆柯和黃郝才得以進入世界名校，因為他們用實際行動展現了自己的潛質。“拿劉帆柯來說，他在課業負擔之余，堅持每天放學后去實習，這種毅力，已經刷掉了60%的學生。”留學專家說，“他的成績雖然不是頂尖，但仍是優秀，這又可以刷掉20%的學生。此外，劉帆柯對政治的努力和熱情不是到了大學就戛然而止，而是有進一步的規劃，這打動了考官。”

當然，更多進入名校的留學生，都未把興趣愛好當成“敲門磚”，而是“導航燈”。比如，康奈爾工程學院電子和計算機工程學專業的李澤，平時喜歡玩樂隊、搞攝影，豐富的活動讓他各方面能力得到了發展;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商業經濟專業的岳軒，致力于會計方向，還憑著出色的表現擔任了德勤的校園大使……

從表面上看，世界名校似乎非常看重學生的“課外活動”，于是，很多人一窩蜂去做義工、當運動會的志愿者、參加“模擬聯合國”。但專家指出，大學考察課外活動，實際上是考察學生的能力，“假如你參加了3種社團，都是普通團員，就不如只參加一個，但擔任了主席，這代表你有組織和領導能力。”馬振翼解釋說，參加了活動并不說明問題，在里面起什么作用才最重要。

變革：通過多元錄取手段，打破唯分數論的思維定勢，從“招分”轉向“招人”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有專家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名校招收的學生和“一流人才胚子”有些出入。

這就是唯分數論的弊端。在我國高校招生錄取中，高考成績是主要依據，好的高考成績意味著好學生，好學生意味著能進好學校。但是，高考考查的是基本知識和解決書面問題的能力，創新和科學技術相關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反映。“誰可以告訴我，SAT得到2300分的學生，一定會比得2250分的學生在未來成功率更高?在美國，有人做過一項調查，用學生的SAT成績，只能預估出他大學第一學期的成績，第二學期的都估不出來。”馬振翼說。

那么，怎么才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才胚子”呢?世界名校的招生“偏好”也許能有所啟發：通過多元錄取手段，嘗試一年多次考試，打破唯分數論的思維定勢，從“招分”轉向“招人”，真正發現學生分數背后的潛質，挖出學生本人的個性和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當好伯樂，獨具慧眼，選出千里馬。

但是，單純的拿來主義是行不通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更何況是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例如，在美國，高校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評價倚賴于申請書、推薦信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學生一旦不誠信，將付出高昂的代價。但在我國，基于自律的誠信體系還沒有健全完善，分數之外的“軟評價”容易淪為暗箱操作。基于種種原因，現行高考制度盡管受到“唯分是從”的詬病，但仍是一種公平的選拔方式。

所以，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所謂成熟的辦法，而是要有選擇地吸收借鑒。根據已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把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大學招生實行多元錄取等措施，都是從看“分”向看“人”的改變，也是找尋適合自己的教育制度的有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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