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教育背負無法承受之重

2014年2月以來，一篇題為“中國教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長文在微信上反復轉發，引起十余萬人的關注。但文章只是對教育現狀發泄不滿，其邏輯論證經不起推敲。文章作者同很多人一樣，習慣于把一切社會問題歸罪于教育，隱含的邏輯是教育萬能。其實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價值和功能是很有限的，不要讓學校背負無法承受之重。

學校教育到底能夠做什么

學校教育至多只能培養半成品，為學生未來的發展提供可能性，在基礎教育階段無非是讀寫算等基本技能，以及歸納演繹等基本思維方法訓練；在高等教育階段更多是學習某個學科的基本原理，掌握從事某些職業所需的通用技能，以及獲取知識的基本方法。即便是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名校本科生教育，核心使命也只是培養學生口頭及書面表達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主要知識分支的基本理論及方法，以及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而已。沒有任何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創新人才與自己所受學校教育有直接明確的相關性。即便有，也沒有人說得清楚到底有多大相關性，到底與學校教育的哪些具體內容有相關性。至今，全世界沒有任何教育理論揭開了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的黑箱，更沒有任何學校或大學揭開了領袖級人才培養的黑箱。牛津大學教務長曾表示，從牛津大學走出了很多位英國首相、外國元首以及各行業的領袖人物。但是，作為大學我們完全不清楚應該開設什么課程，采取哪種培養方案，能夠有助于畢業生成為領袖級人才。斯坦福大學等西方創業型大學也無非是為學生創業提供更加便利的環境和氛圍，而更多傳統大學教育往往束縛了學生的創造力。

正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長Gene Block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所言，創新不是教出來的，要依賴整體的環境，大學要提供能夠激發出創新精神的環境，通過獎勵機制認可創新觀點和成就。的確，創新不是教出來的，但創新可以被教育扼殺。理想的教育就是涵養一種精神，喚醒一種興趣。社會上，不乏在學校學習某個專業，而在另一個毫不相干的職業領域大獲成功的案例。

單讓學校“吃藥”很難治愈教育病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當今中國教育的諸多病癥做了詳盡的整理和歸納，列舉了發生于大學校園里諸如毒殺室友、手刃乃師、跳樓自盡等惡性事件，想必正是這些觸目驚心的案例引起了更多網民的共鳴。學校置身社會一隅，偶發悲劇在所難免，學校自當檢省，但相較于社會平均犯罪率、自殺率，校園的發案率果真更高嗎？這些姑且不論，作者將中國教育的病根歸結為應試教育模式，抨擊應試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災難、導致家庭教育扭曲、摧殘了科學人才，這就有些誤導了。

中國教育有疾在身，應試教育模式只是教育病的癥狀之一，它與教育行政化、學生身心健康堪憂、畢業生就業難、利益集團固化、教育腐敗時有發生等，幾乎都是社會問題在教育領域的集中反映，屬于外源性而非內生性病癥。作者認為，“在社會生活的長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無論如何清楚不了的。”這簡直就是本末倒置，教育是一定政治經濟制度的產物，受制于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處于社會生活的下流，是社會污染的受害者，而不是污染源。昔日蔡元培在就職演說時告誡北大學生，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求學宗旨不能是做官發財。要能束身自愛，做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不為流俗所染。我想彼時真正能踐行校長金玉良言的學生不會很多。中國教育的病因并不在教育自身，如同北京市的空氣有霧霾，但產生霧霾的原因不在空氣自身一樣，無法通過空氣凈化器徹底解決。如果我們單從教育系統內部找原因，只是給學校開藥方，試圖通過教育自身改革擺脫困境，必將遭遇慘敗。正如中國人民大學項賢明教授指出的，為什么我們教育改革很多，而教育改進很少？原因在于我們把很多社會問題混同為教育問題。

作者還說，中國教育改革的阻力來自巨大的利益集團，其中最龐大、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團，其次是巨大的教育商業體系，再次是這個體制指定、認定的專家學者。試問，這些利益集團在歐美或日本等國不是一樣都有的么？哪里算得上中國特色？更不靠譜的是，作者開出的改革藥方竟是讓教育走向市場化。作者津津樂道的開放民間資本、新建私立大學，我們至少已經做了幾十年了，并沒有作者想象的奇效。我們亟待取得突破的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真正建立管辦評分離的管理體制，盡快完善現代學校制度，否則我們將會生活在常識稀缺的年代。

回答“錢學森之問”關鍵在制度創新

為什么更多文化藝術巨匠、杰出領袖人物誕生于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亂世，而在安逸富足的和平年代反而沒有多少大師？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很多高級軍政干部并沒有接受多少正規學校教育，他們在與受過黃埔軍校甚至是國外名校軍事教育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對抗中，取得了完全徹底的勝利。事實證明，不是聞名于世的黃埔軍校具有點石成金的功效，而是大革命時代的革命實踐和不拘一格選用人才的社會環境培養造就了無數英才。毛澤東最終成為我黨領袖人物，也證明了留學歸國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并不是最佳人選。其實，世界各國從學校走出校門的畢業生，即便有質量高下之分，也并不必然導致國與國之間高層次創新人才規模、規格、類型、質量的差異。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國與國之間的國家文化、社會環境、國民精神、時代潮流、社會制度等教育領域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天賦異稟之外，世界一流人才更需要能夠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先進的社會制度。

駿馬能歷險，耕田不如牛；堅車能利戰，渡河不如舟。假如社會能夠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各得其所，不是出身北大清華等名校的優秀人才一樣能夠脫穎而出，還會有那么多家長以身心健康為代價、逼迫自己孩子為應試教育而挑燈鏖戰么？說到底，家長和學生之所以熱衷于應試教育、熱衷于名校情結，重點還在于名校能夠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預期。說他們在拼應試教育，還不如說他們在拼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待遇、更體面的生活。他們追逐的不是教育本身，更不是知識創新、研究創新、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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