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建設生機勃勃 價值塑造任重道遠
清華大學推進研究生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
記者劉蔚如
2015年的寒假，化工系教授趙勁松過得很忙碌。整個假期的時間，他基本上都用來準備一門新課，不僅每天在辦公室里工作到很晚，連過年回家幾天，在火車上都忙著備課。這門新課的名字叫《化學工程倫理》，是2015年春季學期清華大學開設的16門研究生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之一。
2014年4月，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組織召開研究生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建設啟動及研討會。
從2014年4月清華大學啟動研究生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建設至今，全校共開設了34門課程，除了研究生院組織開設的5門公共課程外，共有22個院系開設了具有專業性質的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29門，其中17個院系的19門課為新開設課程。
如果用“雨后春筍”來形容研究生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的建設情況，那么滋養它的那場“春雨”，就是在第24次教育工作討論會中，圍繞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傳授“三位一體”的教育模式推動的研究生培養方案重構。在培養方案的改革中，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被納入必修環節，從2014年9月開始，研究生新生至少要選修16學時的學術規范或職業倫理課程。
“是時候在價值塑造方面做一些事情了！”
細心的人會發現，清華大學第24次教育工作討論會從開幕到閉幕，對“三位一體”教育模式的表述發生了變化：從“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價值塑造”到“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傳授”，順序上的小變化背后是理念的轉變。
“因為當今社會，大學已經不能再壟斷知識和技能，如果僅是傳授知識和技能的話，大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今大學的使命應該是培養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的社會進步推動者。”法學院教授王振民說。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法學院較早開設了職業倫理課程。“那是2002年，我剛從哈佛大學訪問學習回來，發現很多我們認為很重要的專業課在哈佛大學都是選修課，而法律職業倫理是為數不多的必修課之一。”王振民說，“這讓我感到在我們的法學教育里，職業倫理教育是缺失的。”于是，王振民著手開設了《法律職業倫理》課程。
實際上，這種缺失在高校中普遍存在。校工程倫理教育專家組組長、自動化系教授張佐在參與國內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工作時就發現，認證標準中明確提出了對職業倫理的要求，但實際上，在入校考察中大家往往發現，各高校確實沒有太多的課程或者固定環節來滿足這一培養要求。“我們參與考察的專家組成員也常常困惑，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到底應該在什么環節、以什么方式讓學生了解和理解職業倫理？”張佐說。
在清華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楊斌看來，作為價值塑造載體的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在研究生的培養中起到的是基石性的作用。他說：“我們的許多課程所做的事情，是為了讓學生們今后取得的成績后面增加好多‘0’，而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是為了讓學生在好多‘0’前面寫上‘1’。”楊斌解釋說，我們常常把身體健康比作“1”，一旦健康出現問題，“1”會變作“0”，而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的缺失，更可怕的地方在于會使“0”變成負數，這種情況下，“0”越多，危害反而越大。因此，楊斌把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課程稱為“有用之學”，把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稱為“無用之學”，“但這些‘無用之學’決定著‘有用之學’的方向。”他說。
“現在是時候在價值塑造方面做一些事情了！”楊斌強調說，“越是領先的一流大學，越應該在決定人才培養方向和靈魂的領域里凝神聚力，因為這類大學培養的將是社會的領導者，他們將對整個世界的走向發揮重要的指引。”
倫理教育的三個層次
早在啟動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建設的時候，學校就已經明確了課程定位：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要融入專業課程教育，幫助學生了解學術研究或某類職業中倫理問題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不是現成答案給予的簡單過程，而是通過學習和探討，促進學生對復雜實踐問題的思辨，培養學生養成倫理意識，增強社會責任感，在面對學術或職業倫理困境時做出負責任的價值判斷和選擇。
之所以確定這樣的課程定位，源于對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問題的認識。楊斌把它分成了三個層次：“意識、分析框架、決策與行為”。意識是最基礎的，“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某些事情中包含著倫理問題，這樣就會陷入‘無知的確信’。”當意識到倫理問題的存在，又常常會遇到兩難的處境，這并不是一個人的知識多少或能力高低能夠解決的，需要利用一些分析框架去梳理其中的沖突是什么，不同的選擇分別堅持了什么樣的準則，因此，不同的分析框架會帶來不同的選擇。然而最難的，還是決策與行為，“很多倫理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它既不是科學也不是理性，經常面臨艱難的抉擇，需要忍受一些弊端。”楊斌說，“因此，倫理教育是漸進的過程，這是它的‘三部曲’。”
在《化學工程倫理》的課堂上，趙勁松常常向同學們拋出各種的問題：發現公司生產的化工產品被客戶用在了不該使用的地方怎么辦？公司盈利與治污投入之間如何選擇？整治污染企業與穩定經濟、就業之間怎樣權衡？化工事故調查應該深入到什么程度?“當我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設計出復雜的情境時，他們常常都意識到，這是以前從沒想過的問題，他們會覺得面臨著困難的選擇。”趙勁松說，“化學工程倫理涉及從研究、設計、安裝調試到運行、生產、產品監管等整個生命周期中的問題，而研究生常常聚焦于某一個具體的研究領域，這導致他們考慮問題的范圍比較窄，容易忽略實際工程中很多復雜問題。因此，這門課的核心就是培養學生的倫理敏感性，讓他們在走上職場前做好這方面的準備。”
作為《數據倫理》課程的主講教師，張佐同樣發現，同學們在學習階段，更多考慮的是如何把一項技術發展得更好，但很少考慮隨著技術的應用面擴大，可能會帶來的影響。“比如打車軟件在為很多人提供便利服務的同時，也給一些不能熟練使用手機的老人帶來了影響。這是技術之外的東西，但是必須讓學生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并引導他們認識到，技術革新的背后隱藏著一些必須加以考慮的倫理問題，因為技術的核心是為全社會提供更好服務。”張佐說。
大數據碩士項目的白照坤是《數據倫理》課程的學生之一，幾周的課程下來，他發現自己以前對這方面問題的確沒有太多了解，“以前很多選擇都是在不經意間做出的，沒有太多意識，這門課程幫助我建立了更多規范與倫理方面的意識。”同上這門課的公管學院碩士生張悅則通過課程“建立起了更明晰的有關大數據應該如何使用的框架。”
實際上，要完成好這“三部曲”很不容易。熱能系教授姚強是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工程倫理課程建設專家組組長，他在牽頭組織工程倫理課程建設時就發現，在以往的教育中，倫理教育的課程并沒有與學生將要從事的科學研究或者職業結合起來，兩者是割離的。“如今，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在工程和專業教育中融入倫理教育。”
教師們面臨的挑戰
隨著越來越多的老師們開始意識到加強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的重要性，一個共同的問題擺在大家面前：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應該怎么上？“我特別擔心這類課程過度知識化，把倫理課變成了倫理學課。”楊斌說，這是他對這類課程建設最大的擔心，“學生們討論了很多倫理學的知識，卻并沒有因此而影響自己的價值選擇和行為，是這類課程最大的失敗。”
為此，學校召開了多場研討會。最終，老師們達成了一個共識：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一定要使用案例教學法，形成參與式、開放性的課堂。這就要求老師們不僅要掌握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的知識，更要熟悉和掌握大量的案例，能夠以課堂參與者的身份，調動和引導學生參與案例討論，并形成一種開放和包容的課堂氛圍。
回憶起最初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的經歷，王振民覺得最難的就是收集案例。因為覺得已有的教材案例太少，他四處收集案例，自己動手編寫講義。“那時候司法文書還沒有公開上網，要收集到一個完整的案例，過程比較困難。”但他還是堅持從國內外收集了很多案例，“因為結合案例才是這門課程最有效的教學方法。”
“只有通過案例把同學們帶入到一個具體的、復雜的情境中，才會讓他們覺得，這不是一門簡單的道德課，而是對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在面臨健康、安全和環保這類重大問題時的檢驗。”趙勁松說。曾經在美國當過高級工程師的趙勁松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這為他收集準備案例帶來了便利，他把功夫下在了準備國內化工領域里最新的案例上。“很多國外的案例，因為實際情況不同，學生很難代入。因此在我的課堂上，90%以上是國內的案例。”
在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術規范與傳播職業倫理》是研究生的必修課，同學們都對討論式的課堂感觸頗深。碩士生何曦悅說：“這門課老師說的不是特別多，主要是結合案例啟發我們，讓我們自己去探索。很多同學的觀點讓我知道原來還有不同的思考角度，為我打開了另一種思維方式。”博士生李海波則說：“這門課的獨特之處在于完全是討論式，老師不停提出問題，大家不停相互切磋，沒有正確答案，只有頭腦風暴，這種思辨對我很有幫助。”
然而，除了課堂上的挑戰，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還面臨著師資的挑戰。姚強就指出：“這類課程建設中最大的挑戰還是教師自身意識的缺乏，在以往的專業教育思路里，通常缺少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的維度，如果每一位從事專業教育的老師都能擁有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的意識，就能在每門專業課程的講授中自然地融入這部分內容。”
懷有同樣期望的不只是姚強。趙勁松也表示：“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師關注這門課程，從而帶動更多的學生關注這門課程。只有形成了整體氛圍，課程的效果才能更好。”而在王振民的帶動和要求下，法學院全體院領導共同參與到這類課程的講授中，“希望今后法學院每一位教師都能夠講這門課，這門課才能更有生命力。”
而在楊斌的設想中，學術規范和職業倫理教育課程、嵌入著價值觀和倫理意識的專業課程，以及校園中關于價值觀的生機勃勃的社區討論，將形成互動、共為一體，成為學生價值塑造的理想模式。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