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大幕由此開啟。

從那個改變歷史命運的時刻出發，30年，中國教育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改革又該邁向何方？

5月25、26日，由中國教育學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華東師范大學和本報共同主辦的紀念《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30周年論壇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本報今日推出特刊，為紀念，更為凝聚共識，再次出發。

評價：改革帶來根本性變化

30年，教育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始終顯現著《決定》穿透時空的思想力量，中國教育面貌的深切改變點滴推進。

關鍵詞：教育質量全面提升

“一個改變歷史命運的機會來了。”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冰這樣描述他聽到《決定》那一刻的感受。在他看來，《決定》標志著從過去輕視、忽視甚至貶低教育轉變到開始重視教育，更從管理體制、教學改革、教育立法等諸多方面為中國教育指明了改革方向。他以一串數字為例：“經過30年奮斗，我們的教育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普通高等學校數量增加了1000所。高等學校的普通本專科學生在1985年的時候是140萬人，到2014年的時候是2547萬人，增加了18倍。中等職業教育學生數在1985年是314萬人，到了2014年是1802萬人。這樣的變化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現在有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在國際上以負責任大國的面目出現，它的支撐基礎是人才、教育。”

抽象的數字背后，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欣喜于教育質量的全面提升，“基礎教育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全體國民的基本素質；職業教育持續快速發展，培養了大批技術技能型人才，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素質；高等教育的歷史性跨越，極大地提高了專門人才隊伍的數量和素質。我國實現了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歷史性轉變，并且正在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

關鍵詞：教育體制開始破冰

“體制改革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從國有化的辦學體制向一主多元的辦學體制轉變，從條塊分割的領導體制向中央和地方兩級領導體制轉變，從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到自主管理體制轉變，從高等學校是事業性單位向事業性和產業性單位轉變，從單一的投資體制向多渠道集資轉變，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從統招統配的唯分數論考試招生制度向素質教育導向的考試招生制度轉變……在原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楊德廣看來，盡管如今的教育體制確實存在不少積弊，但成績同樣顯而易見。

“30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力度不斷加大，在國家層面大力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強化學校的辦學主體地位，支持專業機構和社會組織規范開展教育評價，堅持以學校為主體，以學生發展為本位，健全多元化的評價標準，采用現代化評價方法和技術保證教學評價的科學性、規范性和獨立性，切實發揮教育評價的診斷、導向和激勵作用，努力形成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的格局。”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感慨。

關鍵詞：教育評價趨向多元

《決定》釋放的改革紅利，如何真切地投射在學生身上？

在鐘秉林看來，“指揮棒”的轉向正推動著整個人才培養模式的改變，“30年來，我國中小學評價模式正在發生實質性的轉變，破解應試教育制度環境正在逐步形成，比如上海市全面推行‘綠色評價’，不再以分數和入學率作為學生考核和學校評價的唯一依據，先后頒布的《關于推進中小學教育綜合質量評價的意見》也在改變評價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導向。與此同時，我國大中小學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斷深化，堅持以提高質量和優化結構為核心的內涵發展，已經形成廣泛共識，許多中小學校立足校本研究，積極探索學生全面發展的有效教育模式，許多高校面向社會需求，結合學科專業特色，積極探索多樣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努力培養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拔尖創新人才、學術性人才和應用型技術人才”。

探因：哪些藩籬阻礙改革落地

不可回避，當改革進入多元、多層推進的狀態，不少理念、體制、機制上的藩籬阻礙著改革落地。

理念：走得太遠 忘了為什么出發

“目前在有的地方，教育改革深陷‘坐而論道’‘翻來覆去’和‘為改革而改革’的境地，究其原因，大多與淡忘了對教育體制改革的價值追求有關。這不由得使人想起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那句詩：‘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中國高教學會會長瞿振元感嘆。

“《虎媽貓爸》這個電視劇反映出社會對教育的一種畸形的焦慮和各種教育思想之間的沖突。”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葉瀾說，教育體制改革30年來，名和利使中國教育怪象叢生，有三種表現：一是爭名奪利，喧囂常態化；二是急功近利、行為短期化；三是盜名竊利，手段卑劣化，“我們今天面臨的不僅是沒有完成的任務，還有如何消滅這些怪象，讓教育回歸其本質”。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慶強調，改革動力必須源自共同的教育價值觀，“在今天利益多元、價值多元的背景下面，大家都在對教育發表意見，使得很多事情非常非常難辦。今天我們的教育改革，形成全社會共識比較難，但我們要下決心盡可能地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然后逐步地去推動今天的改革”。

體制：“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我感覺到我們教育生態出了點問題。”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常務副主任范國睿向長期被詬病的“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教育體制“開炮”。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如何理順？政府職能與學校辦學自主權如何協調？這是《決定》頒發伊始就直指的問題核心，可直到今天，這依然阻礙著改革前行。

“中國教育人事權、財政權、事務權高度分割，從而形成了高度集權。教育一旦出現問題，人們首先責問的是教育行政部門，其實各級教育部門對教育事務的管理權限有限，教育部門常常代人受過。”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指出，“在組織、編制、發展改革委、人社、財政部門面前，教育是一個弱勢部門，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事務管理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權管理模式，教育部門沒有相應的發言權，這種高度分割又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已經成為教育生產力解放的最大體制障礙。”

環境：單打獨斗難以為繼

葉瀾認為，很多教育問題長期未能得到解決，很大原因在于沒能厘清教育跟社會的關系，“教育跟社會的關系中，我們歷來強調教育要為社會服務，但忽視了社會要承擔起它應該承擔的教育責任。沒有社會整體性對自身教育責任的認識和多種力量形成合力，基礎教育改革再要朝前走會有大的難度”。

“改革是一個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教育牽涉的方面是很多的，教育的很多權力并不在教育部門本身，比如教育的計劃權是在發改委，教育的財政權是在財政部，所以教育改革必須是多部門合作的綜合性改革。”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也贊同這樣的觀點。

范國睿指出：“新提法是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過去我們可簡單地討論課程改革，今天已經不能這樣來思考問題了，必須進行系統化頂層設計，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站在學校的角度，不少專家則為學校“婆婆太多”“被管得太死”而叫屈。

“我國大學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問題沒有理清，高等教育發展靠政府拉動的多，大學自發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學術驅動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項目多，長期的少。”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對此不無擔憂，“大學整天圍著大大小小的指揮棒轉，疲于應付，很難靜下心來從點滴做起，謀劃長遠。”

“一系列繁文縟節的制度和項目評估都在約束高校發揮空間。我們的政策采取市場化方式配置資源，看似是為了達到所謂效率，但實際上這種市場化的方式最后反而導致高校為了迎合政府的取向投入大量精力，正常秩序反而受到了影響。”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副院長閻光才指出，“政府往往是防范和維穩的心態，加上中國的老百姓習慣一旦出現問題把什么都推給政府，有的高校對政府過度依賴，所有的這些方面都把政府推到了承擔無限責任，但又非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位置。政府收放之間總是猶猶豫豫，還會對高校、教職員工采取干部管理的取向，所以導致了這樣一層一層負責的體系。”

謀劃：新一輪改革怎么走？

重新站在改革的歷史關口，除了總結與回望，更大的意義在于為正處在改革深水期的新一輪教改指明方向。

“30年前不是這樣的‘水’，也不是這樣的‘堅’，現在之所以有很多難啃的‘硬骨頭’，除內部積弊變硬外，還有外部利益關系更趨多元化和復雜化。”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力坦言。

記者：新一輪改革啟幕，將構建什么樣的教育生態？

瞿振元：面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艱巨任務，我們應當系統思考：把一個什么樣的教育帶入全面小康社會？毫無疑問，這樣的教育是與全面小康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相適應的教育；應當能夠不斷地滿足人民對“更好的教育”的期盼；能夠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能夠面向世界、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人類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袁振國：我的觀點是把“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變成一個更可操作的概念——辦可選擇的教育，要做到有個性無好壞，有類型沒等級，有差異無差距。

記者：如何激發學校活力、擴大其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統得過多”的管理體制仍是新一輪教育改革的關鍵所在。在權力的放與收之間，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應該如何構建新型關系？

張志勇：我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對教育事務管理權上下層級之間的劃分，要重新進行建構。第一，必須進行大力度放權。第二，各級政府向社會讓度教育決策參與權。第三，各級政府也應向學校放權，關鍵是要依法確保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人事管理自主權。我們希望要盡快起草《學校法》來明確政府學校權力邊界。

范國睿：解決三者關系首要點是要善治，也就是要有好教育。公平的教育是好教育，有序的教育是好教育，優質高質量的教育是好教育，充滿活力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是需要有保障的，需要構建一種社會政府學校之間的新型關系，來確立不同責任。

記者：應如何推進“簡政放權”？教育主管部門要簡什么、放什么？學校究竟想要什么權？

閻光才：放權，不是放給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層級的領導，而是放給制度。目前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國家沒有《大學法》或者《大學組織法》。

張志勇：在規范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同時必須建立學校內部制度，向教師、向學生、向家長、向社區讓渡權利。

記者：還有哪些教育觀念需要厘清？

葉瀾：為什么我們學校辦學的自主權得不到落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是把要素的變革放在最前位，而對整體變革缺乏思考。今天的教育改革要從要素變革走向綜合整體。

鐘秉林：要加強綜合改革，探索協同創新。政府要重視教育改革的系統研究和頂層設計，提高教改立項的系統性和項目管理的協調性。（光明日報記者鄧暉整理）

回望：三十年 教育這樣走過

《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5月27日）：

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改革管理體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

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

■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制訂義務教育法；

■基礎教育管理權屬于地方。除了國家撥款以外，地方機動財力中應有適當比例用于教育；鼓勵單位、集體和個人捐資助學。

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在改革教育體制的同時改革有關的勞動人事制度，實行“先培訓，后就業”的原則；

■根據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要求，我國廣大青少年一般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分流；

■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要以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為重點。

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

■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得過多的管理體制；

■改變高等學校全部按國家計劃統一招生，畢業生全部由國家包下來分配的辦法；

■實行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央城市三級辦學的體制；

■高等教育的結構，要根據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革；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提高教學質量。

加強領導，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保證教育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成立國家教育委員會；

■在簡政放權的同時，必須加強教育立法工作。

30年教改大事記

1985年 頒布《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成立國家教育委員會。

1986年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1993年 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明確“211工程”建設目標

1995年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1996年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1998年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1999年 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決定》，“985工程”正式命名

2000年 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2001年 頒布《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

2003年 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

2006年 修訂通過新《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2009年 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99.7%

2010年 印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2年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

2014年 全國職教工作會議召開，新一輪高考改革全面啟動

2015年 發布《關于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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