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干部，首先是學生

這個就業季，在武漢大學應屆畢業生小余遞出的簡歷上，“擔任學生會秘書長”的經歷用黑體進行了特別標注。

他們是“找工作”大軍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學生干部”，作為一種通行的做法，這一特殊身份大都會突出強調，因為在同學們的眼中，這是能夠吸引用人單位目光的重要“籌碼”。事如人愿，小余找到了一份稱心的工作。

以往，“學生干部”是服務、犧牲、奉獻、勇挑重擔、勇于吃苦的代名詞；而如今，他們也服務，也奉獻，但同時，學校里讓同學們眼熱的某些“好事”也似乎總是與他們相伴。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被貼上了“官僚”“利己”的標簽。

校園，官場？本不搭界的兩個圈子何時糾結在了一起？矛盾的形象，哪一個更接近現實的真實？

“實惠”與“圈子”

長沙某高校大二學生曹子珂剛上大學時，為了鍛煉自己的能力，加入了學生會紀律部。那時的他，為躋身“學生干部圈”歡欣鼓舞。

但是在一次名為“加強與部長聯系”的聚會上，他簡直無所適從——

在座的紀律部成員輪番給坐在主位上的部長敬酒，從來沒喝過白酒的曹子珂也被迫喝了三小杯。一個細節讓他感到詫異：部長要點煙時，身邊的副部長連忙掏出打火機，部長發現這是個名牌貨，不經意地夸贊了幾句。飯后，副部長把火機塞給了部長，部長毫不猶豫收下了。最后，這桌飯由四個大一新生埋單。

盡管尚未真正踏入社會，“離社會太近”卻是學生會留給曹子珂的印象。他告訴記者，平日交往的過程中，“部長”的稱呼絕對不能省，“不然，他們會覺得你不夠懂事”。而事實上，這些部長、副部長只是學長、學姐。

對于某些學生干部來說，實惠遠非區區一個“打火機”這般簡單。“官場”的背后是利益——獎學金、保研加分，因干部身份而來的實惠成為一種理所當然。

也正是諸如此類的“實惠”，某些學生干部成為校園中帶著“標簽”的人，圈子就這樣形成了。為了獲得獎學金、保研加分等，很多人會想盡辦法躋身學生干部隊伍，并用心經營自己的“朋友圈”。

于是，成績并不優秀的人可以通過擔任學生干部獲得加分得到獎學金，江蘇一所211高校某學院學生會主席馬博告訴記者，他曾發現，有人為了加分，借用學生會的名義給自己發獎。當然，通過擔任學生干部還能為保研增加“籌碼”。劉笑曾是北京某藝術類院校的學生。大三時，擔任了學院里分團委副書記，也就是“學院里官最大的學生干部”。該學院組織參加校級辯論賽、合唱比賽分獲第一名、第二名。學期末，在上報綜合測評中時，劉笑就把自己列為“活動組織者”，一共加了80分（該院社會實踐加分不得超過200分）。而實際上，她從未參與這些活動。借助擔任學生干部的經歷以及加分，她綜合測評總分位居班級第二名，最后被順利保研至北京一所985高校。

為何學生和干部出現了錯位

學生們看重的加分都有“明文規定”。據記者的調查，當下，許多高校將擔任學生干部納入獎學金評定加分因素，以擔任班級、學院、學校不同級別的學生干部給予不等的分數獎勵，被列入“社會實踐加分”中。例如，2012年修訂的武漢大學一學院的獎學金評定細則規定，擔任院團委、學生會主要干部加5分，相當于在公開刊物上發表一篇學術論文，而擔任校級學生會主席團成員則加8~10分。

但是，在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張超看來，加分規定的出現可能會造成學生干部“動機轉移”，原本服務同學的出發點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除去功利化訴求，才能使擔任學生干部的目的更加純粹”。

清華大學是沒有對擔任學生干部的同學給予任何獎學金和保研加分的學校。“在紫荊操場辦草坪音樂節，讓全校同學一起看世界杯，完成向常設代表的財務公開……”剛剛卸任清華大學第四十屆學生會主席的宋云天，兌現了他在競選時的承諾。競選時，諸位競爭者一一列出自己的“施政”目標。直接選舉、公開唱票，最后按照票數高低決定大家的職務。宋云天更愿意大家把自己和“小伙伴們”稱作“學生骨干”。在他看來，擔任學生干部不僅沒能給自己“加分”，還可能“減分”。老師們對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提出了質疑，而同樣在高校任教的父親因為擔心他“沾染上官場習氣”，也并不支持他。而兩年過去了，他不僅完成了學生會的工作，還因為成績優秀而保送碩博連讀的研究生。

清華大學學生會成員約500人。張超說宋云天沒有“領導”的樣子：商量策劃案到深夜，他和主席團成員一定是最后離開；辦完活動還會自己掏錢“犒勞”大家。“在這里不存在層級，只是分工不同”，張超認為，“學生會里小官僚少了，辦實事多了”，正是源于這種“示范作用”。

在清華大學學生會權益部的公眾微信號上，“食堂羊肉漲價是否可以接受”“校園公路減速帶為什么沒有間隔”“學校能否每日供應新鮮牛奶”的調查曾先后出現。同學們反映的問題的結果，會在學生干部們“調研”之后被反饋到學校。宋云天認為，“要讓大家意識到我們的工作與大家的生活緊密相關，真正代表同學發言”。

讓學生干部回歸學生

學生干部的自我定位，決定著他們的工作方向，更決定了他們的價值取向與自身形象。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大學是人成長過程中社會化程度較快的階段。某些學生干部“官僚化傾向”是浮躁、逐利的社會風氣在校園中的反映，“不能苛求大學校園獨立于社會之外，客觀上也難以做到”。竹立家甚至說，大學教育向學生傳遞正確的價值取向必不可少，但是，不讓學生了解現實社會的問題，等到走進社會時措手不及，“同樣是教育的失敗”。

但竹立家不無擔憂地表示，某些帶有“官僚”氣息的學生干部如果真正成為社會精英階層的后備力量，原本就具有利己意識的他們因為掌握更多資源，必將對社會造成更大影響。竹立家提醒，“任何前提下，學生干部始終是一個學生，需要從學校開始對這種現象進行思考。”

安徽大學原黨委書記黃德寬反對將學生干部貼上“官僚化”的標簽，但是，他確實認為有“學生干部脫離學生”的趨勢。他曾想通過學生干部了解學生想法，卻得不到真實的情況。在他看來，一些學生干部出現的問題根源不在學生，而在于高校行政化的體制。團委老師和輔導員以行政命令方式開展工作，舉辦的活動缺乏“群眾基礎”，一些活動成為學生干部的“自導自演”“自娛自樂”，“要避免把他們納入學校行政的管理體系當中，增強學生干部工作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張超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對于直接與學生干部打交道的團委老師，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比“有級別”的行政官員的定位更加準確，他們的“言傳身教”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學生干部的價值觀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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