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復一年的全國高考，被稱為“高壓線”“碰不得”，但事實卻是，總有人試圖觸碰，總有人躍躍欲試。不久前結束的高考再曝舞弊案，江西警方根據記者舉報，把雇人替考的學生李士雨從校園帶走。當事人回憶，當時的李士雨“非常愕然”，因為從老師到考場，“之前明明都打點好了”。

而作弊行為，不僅僅出現在中國的高考中，自去年10月起，東亞地區美國高考（SAT）考試因為中國考生的大面積舞弊，已經連續數次被延遲。近日，美國馬薩諸塞州政府還因為替考案公開起訴了15名中國考生。

無論在什么考試制度下，無論處罰多么嚴苛，總有個別學生、家長心存僥幸，試圖挑戰底線。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替考、舞弊接連不斷，誰該為此負責？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總編輯陳志文。

“實際上是家長舞弊，家長替考”

記者：高考是最嚴格的考試，考生作弊行為卻屢屢發生。這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當下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陳志文：學生舞弊，出資者是家長，操作者是家長，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是家長舞弊，家長替考。而缺乏底線，是根本的社會原因。當孩子上學成為頭等大事時，這種不擇手段的做法就變得多起來了。當下最亟待解決的，首先是加重懲罰。比如一次作弊，就剝奪其受教育權，還會有多少人鋌而走險？

程方平：從近些年高考作弊屢禁不止的情況看，首先是社會上還一直存在對作弊的畸形需求。其原因一是“服務”提供者利用了考生及家長對高考作用的迷信；二是行政、法律的制裁力度有限，犯規成本遠小于雙方作弊的獲利；三是除少數現代化大城市外，在一些市縣對作弊的監控仍比較薄弱，缺少多部門協同、有力的配合。在目前的情況下，高考作弊還屬于“違規”，而非“犯法”，懲治的力度不足以產生有效的震懾，其巨大的社會危害也未能被廣泛認識，以致參與作弊各方都抱著僥幸心理，認為即便被抓，也無礙根本利益。所以，最亟待解決的是馬上立法，要拿出對待“酒駕”“吸煙”的立法態度對待這一關乎中國教育、中國社會公平、中國誠信體系的大問題。

“需要明確有力的懲處和誠信記錄的約束”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作弊是由于我國誠信體系的建立尚不完善，導致不少人有僥幸心理。杜絕作弊這道題有解嗎？

程方平：有。一個國家誠信體系的建立，不能僅靠道德約束和個人覺悟，也必須有嚴肅的法律與之相輔相成。只要有法可依、認真執法，違法的非正義就首先得不到支持；其次，有明確有力的懲處和誠信記錄的約束，作弊者自然會“算賬”，并退避三舍。很明顯，在建設誠信體系等方面，我們還有亟待加強的地方，但并非不能迎頭趕上，關鍵是愿不愿意嘗試和作為。

陳志文：無論在哪里，舞弊都是違法甚至犯罪，并不是誠信調整的主要范圍。當人缺少底線的時候，就無所謂什么考試了。中國越來越多的孩子參加美國高考，不少家長于是盯上了美國高考。但是美國沒有中國高考監考嚴格，造成了一些可乘之機。幾乎每逢SAT考試，必發生大面積舞弊，據報道，去年有5000多人因舞弊被取消成績，其中多數是中國學生。托福考試，一些考生因為國內監考嚴格竟然不遠萬里跑到美國去考，目的就是舞弊。這次美國馬薩諸塞州起訴舞弊學生，我認為是一件好事，起碼可以警示很多人。當然，除了嚴懲外，最核心的是解決人的底線問題。在香港SAT考場，培訓機構公然拿著即將開考的題到處散發，為什么？因為他知道這是最好的廣告。

舞弊與考試本身無關，要構筑的是信用

記者：杜絕舞弊，還需要跨越哪些障礙？

陳志文：如果不嚴懲，不解決社會底線問題，再理想的高考狀態也不能杜絕舞弊行為本身。美國大學是申請制，綜合評價多元錄取，仍然會有舞弊現象？

很多人認為高考制度本身是導致舞弊的原因之一，我認為這完全站不住腳。舞弊和考試本身無關，無論是中國高考，還是美國高考。

學生們并不是因為考不上才舞弊，現在全國高考計劃錄取比例已經超過75%，但是人人都想上北大，現實嗎？違規就要重罰，當然，更重要的是從道德、傳統文化等底層重新構筑大家的底線與信用。

程方平：最理想的高考狀態，就是公平公正、有法可依。在這方面，中國的教育界、考試界已經有了許多積極的嘗試。目前，必須跨越的觀念和制度障礙包括：

首先，突破對立法的錯誤理解，可根據已有的共識和原則，盡快出臺《考試法》。如果有了這樣的法律，不僅有利于高考，也有利于公務員考試、專業證書考試等，更有助于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

其次，中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已多年，但機會與資源多偏向正規化、公立與所謂的名牌大學，這是很不理智的。因為，多元化、容量大、成本低的地方大學、廣播電視大學、民辦大學、網絡大學都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在這方面，國外有許多有益的經驗，關鍵是加強各級各類高等教育機構的學歷互認，就可以激活與融通很多高效、低價的教育資源，解決目前難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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