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大學任繼周院士是我國草業科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半個多世紀的科研教學生涯扎根西部，巍然不動，一直在偏遠地區、探索研究、教書育人，成果豐碩、桃李滿園。他不僅見證了草業科學的發展，更是始終引領著草業科學發展的方向。

21天跋涉 65年堅守

光陰如果可以回溯，正好是65年前的5月。1950年任繼周從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繼續留校進修兩年后，轉經西安來到蘭州。

那是任繼周第一次踏上甘肅的土地，此后的歲月，他都耕耘于斯。

如今，西安到蘭州乘火車也不過是8個多小時。而在65年前，溝通兩地的只有蜿蜒崎嶇的碎石路和破舊的汽車。經由平涼，翻越六盤山，再取徑定西，車到處拋錨，行程一再耽擱，任繼周攜家人在汽車上足足顛簸了21天才到蘭州。“我是有思想準備的，這一路對我倒是非常好的學習教育。”當時任繼周從南京來，他從讀初中開始一直都在長江流域生活。21天里，他睡老鄉的炕，坐在墻根底下等車。與西北的黃土磨礪的21天，使他得到了磨煉。“我對西部的恐懼沒有了，不僅不怕了，反而感覺挺親切的。”

1946年盛彤笙教授在蘭州創辦了國立畜牧獸醫學院。盛先生辦學很有遠見，覺得光搞獸醫不行，光搞畜牧不行，得有個搞草原的人，1948年他就讓王棟老師推薦一個人到他那兒去，就這樣任繼周被推薦到國立畜牧獸醫學院。任繼周沒有在乎過西北的落后，當時想西北草原面積大，去了更加能發揮專業所長，便欣然同意。

1950年5月到的蘭州，任繼周6月就出去考察。此后，他把整個甘肅省都走到了。

那個時候治安不好，山里冷不防有土匪和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在藏民的民兵護送下，任繼周他們的考察隊走一段、停一段，晚上住在各種小店，吃的大多是腌韭菜。腌韭菜不是鹽腌的韭菜，而是咸水井里的苦水泡的。“那韭菜吃進嘴里是光苦不咸，盡管學生時代落下胃下垂的毛病，但我依然硬著頭皮往前走。”

甘肅是個狹長的省份，東南西北跨越1500多公里，生態類型豐富多彩。任繼周認為，這簡直就是草原類型的“陳列館”。在考察這個“陳列館”時，他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了。馬車是最好的工具，但一天走不遠，也走不快。“看見路邊上有些值得注意的草，我就跳下來采集標本，還能跟著馬車走一段。”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到了藏區，只能騎馬了，這對任繼周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有的時候是騎毛驢，那更是心驚膽戰。“驢子跟馬不一樣，它是溜邊走的。”任繼周說，“要么這邊是山，山巖磨你的腿，磨你的行李；要么另一邊就是萬丈深淵。驢子就不走中間，搞得人提心吊膽的。”

野外調查中，最大的問題是虱子多。任繼周就用殺蟲劑666粉泡線衣、線褲，晾干后穿上。虱子碰到666粉就死了，于是任繼周便可以安心睡覺、工作了。隨著殺蟲劑的更新換代，任繼周先后用過敵百蟲、敵敵畏等浸泡衣服。“我估計身體里頭殘毒很多，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爆發，但我確定的是我的調研工作可以正常開展。”

65年來，任繼周院士創立了草原的氣候—土地—植被綜合順序分類法，這是國際上第一個適用于全世界的草地分類系統；創造了劃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論與實踐；開創劃區輪牧及放牧生態學的研究；建立了評定草原生產能力的新指標——畜產品單位；建立了草原生態化學的理論體系；提出了草原季節畜牧業理論；提出了提高高山草原生產能力的綜合技術措施與理論；建立了西南巖溶地區草地—畜牧系統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體系，建立了黃土高原區草地農業系統的發展模式；創建了草坪研發的理論與技術體系；研制出甘肅省生態建設與草業開發專家系統；建立了草地農業生態系統的理論體系，提出了實施草地農業系統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論點。

任繼周院士說，很多人也曾邀他“東南飛”，到條件更好的地方去搞科研，但是他留了下來。他說：“我們的草原工作，就是坐冷板凳坐出來的，石頭縫里長出來的。”任繼周院士想起了初來西北時，老師王棟先生送他的一副對聯，上聯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下聯是“與牛羊同居、與鹿豕同游”。

帳篷實驗室走出的院士

翻開任繼周院士的人生履歷，大量的“第一”呈現在人們面前。

1954年任繼周在在甘肅天祝祁連山下的抓喜秀龍草原的馬營溝開始做定點觀測，實驗室是兩個帳篷搭建而成。高山上夜間很冷，6月依然結冰，實驗需要的蒸餾水瓶常因難以抗寒而爆裂。“我們把蒸餾水瓶子抱在被窩里頭睡覺，這樣就不會凍裂了。”而他們睡覺的行軍床底下總冒涼氣，后來任繼周他們就干脆不要床。地下鋪上灌木，灌木上鋪上草，打地鋪。

就這樣度過了艱難的2年，1956年溝里頭蓋了幾間房子。這就是最初的試驗站，是我國第一個高山草原試驗站。

針對生產中存在的重大問題，在不同的生態區域建立試驗站，進行科研、示范、培訓、推廣，是任繼周科學研究的一大特色。50年來，一共建立7個試驗站，逐步形成了以試驗站為中心，試驗站—示范村（場）—聯系戶相結合的工作方法，較好地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科研與生產，科研人員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

為了教學科研兩不誤，學校把任繼周的課程統一調到了周一到周三。周四到周日就在試驗站工作。因此，馬營溝到學校的這段路成為了任繼周的“老朋友”。“沿途一共12個站，從哪兒到哪兒，我記得清清楚楚。”

離馬營溝最近的烏鞘嶺車站有十來公里，去火車站的路上，須經過一條河，但沒有橋。早上四點鐘就起來趕火車，河水常有冰塊，任繼周只得把棉褲卷起，淌水過河。 “為了避免與狼、熊遭遇，我們就用手電筒的光柱，驅避野獸。”任繼周說，“有時我們早起，看見雪地里有熊的腳印，狼嚎更是常事。”

任繼周從來不等工作條件，這個試驗站雖然成立運行起來了，但一直沒有編制，當然也沒有經費。甚至后來還給他帶來無窮的麻煩，在政治運動中還被批判為“黑站”。直到1979年，省委書記宋平和夫人陳舜瑤同志專門利用周末來站考察了以后，這個站才走了明路，不再“黑”了。這時，建站已經熬過23年了。

23年，我們也許無法統計多少科學實驗在這里進行，無法統計多少科研數據在這里產生，但一個“燕尾犁”的故事可以見微知著。

高山上，寒冷潮濕，千百年來形成草氈土，這個絮結層不透水、不通氣，牧草也就長不好。任繼周院士說：“把草地要變好怎么辦呢？就得劃破，劃破以后只要透水、通氣，雨水能下去，有空氣能進去，牧草會長得好。”

任繼周是從鼠洞那里得到了啟發，他發現，鼠洞周圍草就長得好，于是任繼周開始了劃破草皮的試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知道這個事，責成當時搞農機研發的八機部，試做這個劃破草皮的機器——燕尾犁。在不翻土、僅劃破草皮、不破壞草原的情況下，燕尾犁可達到增加通氣、透水，使牧草增產5倍以上。

這是應用生態學原理改良退化草原的范例，在合作研制出燕尾犁后，進而發展為劃破補播機。目前，劃破草皮已成為我國甘肅、青海、四川、西藏、內蒙古等省、自治區大規模改良草原的常規方法之一。草原劃破補播與目前在新西蘭、美國盛行的Direct drilling極為相似。40余年前創造的這一技術在改良我國草原的實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藏糧于草：保障食物安全與生態安全的戰略思想

“你現在一頓飯吃多少糧食？”這是任繼周院士最常向人提起的話題。作為我國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的戰略科學家，如今任繼周又將草地農業科學發展，升華到哲學思考領域，展開更為深層的研究。

隨著人們飲食結構的改變，吃肉、吃奶多了，副食比例逐漸擴大。副食又是哪里來呢？飼料、牧草。任繼周認為如果飼料不解決，糧食是不會安全的。“現在實際上我們糧食不是不夠吃，是飼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的混合在一起了，而這無形中形成了大量的浪費。”

但要改變這一切，顯得何其艱難。

“辟土植谷曰農”的耕地農業在我國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文革中“以糧為綱”更是一度升華為國策。歷經兩千年，深度固化的農業系統，誰也不敢觸動。但任繼周對科學有著特有的固執與堅守，他認為，“以糧為綱”的“耕地農業”既違反了生態系統的基本規律，也割裂了農耕區與牧業區的正常聯系，導致農區牧區兩敗俱傷，“三農問題”與“三牧問題”聯袂并發。

草原一年一年變壞，任繼周感到很苦惱。糧食持續增產，任繼周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農業系統中的生產與消費的錯位愈演愈烈，任繼周寫下《我國農業結構不改革不行了——糧食九連增后的隱憂》。后來幾位院士看到，認為內容很關鍵，就聯名改寫成建議送到中央。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閱后做了重要批示，農業部請任繼周做了專題匯報，開展對草業問題的專題研究。2014年10月，國務院汪洋副總理召集座談會，任繼周院士應邀做了簡短發言。這次座談會的的主要精神在2015年一號文件中多處有所體現， 如“.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快發展草牧業，支持青貯玉米和苜蓿等飼草料種植，開展糧改飼和種養結合模式試點，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并通過農業部安排了全國12個縣的重點實驗示范任務。

中國的耕地面積不過12%，草地面積比耕地面積大3倍，如果把草地也像耕地那么管起來，增加產能是多少食物？為此，任繼周提出“食物當量”這一概念，就是糧、果、菜、牧草、飼料等折合成一個標準。“按食物當量計算，草地農業系統比這個耕地農業系統多得多了。” 任繼周在研究中，提出了“藏糧于草”思想，系統闡明了草在保障我國食物安全與生態安全中的重大作用及調節功能。任繼周還提出合理利用與改良草地的技術體系，以及保障我國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為了厘清我國農業結構的發展方向，他經過長期思考，與史學專家合作編著了《中國農業系統發展史》，將這本書主旨精煉為“我國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的歷史嬗替”的序言，該文經《新華文摘》轉載，發生了廣泛影響。

“中國農業現在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工業成分、理科成分都聚攏到產品中，失掉了倫理的色彩。”當提及農業到倫理的轉向時，他開宗明義地談道，現代農業不是科技不夠，而是缺少農業倫理。這是對草業科學研究50多年后，任繼周院士在思考我國農業發展的新范式。他說自己研究了40年的草地農業系統，只是探討了自然科學的“是”與“非”的問題，要真正付諸社會實踐，還要升華為倫理學的“對”與“錯”，“善”與“惡”的認知，現在必須要在倫理上論證農業的發展方向，探討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我們中國草原遭受了最大的破壞，其嚴重程度歷史上從未見過。面積縮小了、品質變壞了。”任繼周說，“在撰寫草業發展史時，我說這一點你們一定要寫出來，不然的話對不起我們的子孫后代。”

任老說他有時候感到很慚愧、凄然、悵惘，因為年事已高，很多的想法都沒有時間去實踐了。任繼周院士說：“我到了這么大歲數，新開了兩個頭，一個農業倫理學，一個農業系統發展史，而更多的則需要年輕人去開拓。” 這是一位老科學家的謙虛，同時也是任繼周院士為中國草地農業發展，為親自帶出的科研團隊，開拓了繼續蓬勃向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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