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夢想與現實間徘徊，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走向二三線城市
他們為什么選擇離開北京
來北京招聘畢業生的周洪，察覺到情況在發生變化：3年前，他們單位舉辦一場招聘會只能收到十來份簡歷，等到錄用階段可能全部“玩兒消失”；而今年，一場招聘會就收到七八十份簡歷，最終十來人參加面試。
在中國人民大學招聘會上，這家青島企業的經歷是北京畢業生流向的縮影。周洪認為，2010年以后，一些畢業生逐漸不再一味追求留京工作，更多地將眼光移向二三線城市。
他的判斷沒有錯。北京大學2012年曾公布數據，當年北大約七成本科生、四成研究生選擇京外就業。清華大學今年則披露，清華畢業生京外就業率連續3年突破50%。
中國兩家頂尖學府的畢業生流向背后，是北京這座特大城市日益擴張的發展規模和生存成本。更引人注意的是，城市管理者試圖通過減少畢業生留京戶籍以調控城市發展的意圖，愈發明顯。
為什么離開，為什么留下，哪里能提供承載夢想的平臺？在北京這個最易引起“夢想與現實”之類思考的特大城市中，答案不斷出現。
戶口爭奪戰
陸娟已經是第二次迎來畢業季。2008年本科畢業，她選擇參加工作。工作幾年后，她辭職讀研，今年畢業。
“本科畢業那會兒，想著在北京闖蕩一番，覺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好，也不是很在意戶口。”陸娟形容當時的自己。
然而，經歷兩年社會歷練的陸娟，如今想法發生改變，“現在找工作主要考慮戶口，其次才是興趣，長大了需要穩定”。
在陸娟看來，戶口是衡量穩定的因素之一。在戶口與購房、購車、子女入學掛鉤的北京，有了戶口，發展無疑更加從容。“但超齡落戶、戶口指標壓縮的政策調整都被我撞上了，個人計劃趕不上環境的變化。也不知道接下來的兩個月會怎樣，到底能不能留下來。”陸娟說。
這不是一個人的擔心。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北京多所高校調研發現，不少畢業生擇業首選城市是北京，但是離京也是備選項；而在多種客觀因素影響下，戶口成為很多畢業生留京的重要因素。
對于北京大學畢業生周昊來說，如果拿不到戶口，他就可能考慮去其他城市。周昊今年博士畢業，這個來自山東的年輕人剛與一家著名的航天科技研究機構簽完三方協議，單位承諾入職即解決戶口問題。
“相比于之前在學校的科研，實踐操作更能吸引我，我的性格也更適合做應用層面的事，我希望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產品。”留京是周昊深思熟慮后的選擇。他所學的專業適合在航天系統工作，北京集中的研究優勢多，機會也較多。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陸杰華認為，畢業生如果留京工作，是歷練也是一種考驗，“我覺得戶口還是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包括對就業、孩子的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影響，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不少畢業生主動從這場戶口爭奪戰中退出。2004年，李峰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直接進入一家建筑類國企實習，并順利留下。“剛出校門那會兒，就一心想堅持留在北京，還做了10年的發展規劃。好不容易考到北京了，怎么能輕易回去？”
在清華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張其光看來，留京與否與眾多因素的排序有關。畢業生擇業會綜合考慮發展機會、事業平臺、企業氛圍、薪酬待遇、生活環境及家庭各種因素，“每個人對這些因素的排序也不一樣”。
留在國企的李峰主動申請跑工程項目，每周住在工地，跟著師傅學習本不需要掌握的技術知識。“我覺得在工地的那段時間是最幸福的，所有的動力都來自于剛出校門對未來的憧憬。”李峰說，“每天起得很早，干勁兒也大。民工們沒來工地之前，就在場地等著他們。”
2006年，李峰參加工作的第二年，他的工資從800元漲到近8000元。也在那年，建筑行業的一家私企老板看中了李峰，以雙倍的工資將李峰“挖”過去，“我其實想在國企扎根，但國企解決北京戶口的條件是工作10年，還要達到項目經理的位置。”
“想爭取拿高工資，要不要北京戶口無所謂。”他說。
離京不是逃離，只是自由的選擇
2007年元旦剛過，李峰開始了在私企的新工作。在這里，他干了5年。
李峰利用自己的特長，幫助這個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公司建立起較為規范的管理制度。豐厚的年終獎讓李峰對自己的生活比較滿意，但另一方面，他經歷了許多人事關系的磨合，他笑著形容是“勾心斗角”。
私企的工作沒有想象中的輕松，建立管理制度，規范公司運作的第一年，李峰“幾乎每天都要熬夜。”李峰回憶那個時候，“目的只為了掙錢，再沒有剛畢業時的單純了。”
當走出校門之后，發現生活不再處于“摩擦力為0”的狀態時，有的人則尋覓另一種生活。
2009年，來自湖北的張靜剛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畢業，進入一家行業雜志從事文字工作。“剛畢業的時候，我熟悉的幾個女同學都留在北京，我也就隨大流，海量投簡歷后，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張靜回憶道，“還和同學合租，晚上回來聊天說笑，周末出去逛街吃飯，感覺和在大學里差別不大，活得也很自在。”
但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年以后，張靜心里產生一種無形的壓力。“工作第二年，漂泊感就變得很強烈。”張靜說，那時會開始考慮結婚、買房、生子等一系列的問題。
張靜的父母也強烈要求女兒回家。“家里人也覺得自己的工作不穩定，也怕我在北京變成大齡剩女。”父母希望張靜回家找個輕松工作，早點把生活也安頓下來。“在北京的親戚跟我說，你要在這種城市活得比較滋潤，每個月的工資就要買得起1平方米房子。”張靜當時還是個月光族。
畢業兩年后，張靜還是單身。“感覺人的流動性很大，參加工作之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不深刻，也缺少信任。關于對方的家庭環境、成長經歷，我都沒法深入了解。想找到合適的對象，很難。”
在北京工作兩年半以后，張靜通過考公務員回到家鄉，成為當地檢察院綜合部門的工作人員。“白天也很忙碌，只是生活會更有規律。”張靜這樣形容現在的生活。
從事法律工作之前，張靜沒有發現自己對司法“特有興趣”。目前，她正在準備司法考試，想轉到司法一線工作。“再讓我去做別的事，我就沒這么感興趣了。”電話里，張靜笑著告訴記者。
“從北京回來安頓好的時候，忽然就有了強烈的歸屬感。”雖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種強烈，但張靜認為是“因為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家一年后，張靜就成家了，她說，“對象是看著他長大的一位阿姨給介紹的，我就覺得這比較可靠，不像在北京，媒人覺得兩人年齡相差無幾，就隨便過來牽線”。
“不想離開北京的朋友，心里還想干點別的事，還存有奮斗的激情。”張靜離開了北京，但還有不少人不想回家。
從事人力資源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海波表示，個人發展的高度肯定受環境的制約，不過，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反而在二三線城市，二三線城市在城鎮化中的潛力非常強大，很多城市可能會模仿北京上海一線城市的發展思路，所以，當他們回到當地，應該是超前者的角色。
“發展要從動態來看。從一線回到二線，也許對有的人來說是一個緩沖，他會在當地的城市更有成就感，更有信心創造生活，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某些想法。”于海波說。
張其光則表示，學校尊重學生的個人選擇，也鼓勵大家根據自己的原因和特點作出合適的選擇，“學生作出多樣選擇也是經濟發展的體現。這說明地區差異在變小，各地發展機會也更加均衡。擇業選擇的多樣化和均衡化，反映了時代的發展”。
正在發生的生活變故
生活的意外，同樣左右著畢業生的選擇。
“2009年，是我到北京的第8年，也沒想過那之后會離開北京。”來自新疆的明新現在定居成都。去年，明新剛大病一場，正犯腿病，現在他還無法適應四川潮濕的氣候。
“2010年，我把妻子接到北京，希望她能習慣北京。但兩年之后，我發現她一直沒有很好地融入。”明新說，“何況那個時候，北京的房價已經不是10年前的行情了。”明新覺得自己最失策的事就是剛到北京時，沒考慮攢錢買房。
陸杰華教授也回憶：“十幾年前，盡管北京的房價也不便宜，但很多人通過自己的奮斗都買得起。現在，我覺得在北京安居樂業是真難。”
“不是說無恒產無恒心嗎？成都這邊房價較低，結婚后也要考慮到妻子的感受。”明新坦言，“離開是很糾結的。十多年前，離開新疆到北京，是一次連根拔起；到北京從頭開始，認識新的朋友，適應新的生活，又過去一個十年。”
明新一直認為北京太大，找不到融入感，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地方”，但他也坦承，“最后真要把你拔起來的時候，你發現根須已經扎在這片土地上了”。
在北京的這些年，明新只一次差點折回新疆老家。“我母親明確跟我說過，希望我以后有了房子，能和我生活兩年。可是還沒來得及和我一起，她就過世了。”明新說，“之后，我就要求我爸和我一起住，他就問我能不能別上班。”明新的父親當時生活不能自理，精神上也很失落。
明新準備辭職回老家。可是，沒多久，“父親就在睡夢中走了”。
“現在想想，如果他們那么需要我在身邊，我是不是應該早點回去或把他們接到身邊來？”明新感到遺憾，“但來北京也是心之所向。”明新總結自己在北京的經歷，“把這些經歷疊在一起，就像過了幾生幾世”。
帶著“幾生幾世”的經歷，2012年，明新離開北京，帶著妻子回到她的家鄉成都，“安穩下來”。
2012年，對李峰來說，也一樣刻骨銘心。那一年，李峰離開公司，想自謀出路。和朋友合伙做項目投資，將幾乎所有的積蓄都投進去了，卻遭遇了一場騙局。
被騙以后，李峰把自己關在家里，20天沒出門。
后來，李峰無意中了解到花卉市場收益可觀，又實在想找個清靜之地，于是，他租下4間花棚，開始養花，“也開始想想畢業十年來，當初的規劃與如今的結果。”
開始養花的半年，由于沒有掌握種花的關鍵技巧，連續兩季都失敗了。后來，在同學的幫助下，又過了一季，花終于開好了，他“又多了門手藝”。
今年元月，李峰租下家附近大型商超一樓的門面，嘗試賣花。花店面積不大，以多肉植物的零賣為主。記者采訪的兩個多小時內，與李峰的談話大概每十分鐘就會被顧客的問價打斷。
二三線城市開始思考如何留住人才
在張其光看來，清華大學留京畢業生人數整體減少，連續3年京外就業率突破50%并非易事，學校進行了很多職業輔導。
“對學生的教育和引導不可能是很孤立的維度，這是一件綜合的事情。”張其光說，交流活動很多都是到北京之外的地方，也有很多外地同學參加，“能讓我們的學生更了解北京之外的城市。”
于海波表示，大學生就業的過程是個人發展和城市發展不斷相互尋找的過程。從單位來說，也要不斷調整自己管理模式，并要適應新時代大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人才；從城市的發展來說，發展規劃、水平和階段也是吸引、接納或排斥某些人才的過程。
安徽一家藥業有限公司今年第一次來北京招人。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專場招聘會上，他們的展位很熱鬧。該公司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史寧介紹，很多應聘者看中的，是他們開出的分紅和股份。
“我們給出的條件，是開分公司可以成為合伙人，可以參與分紅，做到總監及以上，是可以拿到股份的。”史寧說，招聘當天，他們收到了30多份簡歷，而他們一共準備招5個人。
從青島前來招聘的周洪則打起環境牌：“工資水平上，北京和青島也就差1000多元，但是壓力會差很多，青島的工資水平正在逐年提升。青島的空氣質量比北京要好得多。”
二三線城市的吸引力，也正實實在在地顯示出來。近幾年，內蒙古大學從北京招的人越來越多。
內蒙古大學人事處工作人員叢暉說，二三線城市給予人才的優厚待遇和晉升空間，越來越被一些人看到。“大城市人才濟濟，在北京可能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師，但是來到我們這里，可能就可以迅速成長為一名學科帶頭人，他的成績也更容易被人看到，還有一些人抱著‘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想法來的。”
畢業生孫林也是這種就業模式下的受益者。一年前，他碩士研究生畢業，沒有選擇在北京打拼，而是去了西藏阿里工作。“在北京不就是因為機會多嗎？去其他地方不代表就沒有機會啊，說不定會發展得更好，那時候再回北京，豈不更好？”孫林將這稱為“迂回策略”。
一年過去了，孫林的工作表現和成績，得到了當地領導的肯定，由于工作需要，2015年，中共阿里地委組織部決定，增加來京引進人才的指標，還打出了“緊缺專業人才”的招聘啟事。
“阿里地區人才層次比較低，結構不平衡，到我們那里工作的，大部分是本科生和大專生，研究生很少，北京這邊人才層次比較高，我們想通過來北京招聘，改善我們的人才結構，招一些緊缺的專業人才過去，支援我們的發展。”中共阿里地委組織部負責招聘的旦增說，“我們現在是一邊引進人才，一邊盡快完善我們的用人制度，下一步思考怎么留得住人才。”
（文中畢業生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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