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現代大學完全從與社會相對疏離的象牙塔走向政治經濟的核心，成為促進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民族騰飛的智力城與動力站，從而被譽為現代文明的軸心機構。在此背景下，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扶持一批基礎較好的知名高校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然而，與這一理想相矛盾的是，中國的大學在數量規模高歌猛進的同時也陷入大學治理的現實困境，深深地被結構失衡和理性失范所困擾，一些平庸化的表現為人詬病。筆者犀利地指出困局所在，提出中國特色現代大學治理體系的根本在于大學主體理性的重鑄，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結構失衡和理性失范
——中國大學治理的現實困境
任何一個組織都存在治理問題。自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我們的全球伙伴》報告進一步明確“治理”的內涵以來，治理的問題就成為社會管理領域極其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普遍意義上，治理就是當機構面臨市場和政府雙重失效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權力制衡和決策機制，調和各方沖突，以增進公共利益的方式。大學作為一種非營利性的公共機構，大學治理應關心這樣幾個問題：一所大學何以存在？它需要一種怎樣的特殊制度安排來最大限度地保證其自身價值和理念的實現？因而，大學治理需要向我們描繪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在整體上構架出大學內外各利益主體的關系框架，并勾勒出大學面向未來與現實可能性之間的目標愿景、行為原則、決策方式、權力配置等結構的遠景規劃以及實現過程。
近些年來，我國大學機構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結構失衡和理性失范問題：作為獨立法人實體的合理身份并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落實，政體、國體與大學權力配置和內部關系結構并未真正意義上理順，教授治學在整個大學治理結構中的主動權并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掘。這些問題使得一些大學日益失去學術殿堂的功能，日漸平庸化，向行政機關靠攏。在這些批評與質疑的聲音中，最讓人尷尬的顯然是在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大學治理體系的背景下，人們極力倡導的教授治學、學術自由、擴大辦學自主權不僅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活力，反而在片面追求學術知識的外在功用，尤其是偏重政治功用與經濟功用的驅使下，出現了嚴重的行政化與企業化傾向，甚至是權力崇拜與市場崇拜的價值傾向。
首先是校園內外行政權力對大學事務的任性與專橫、強勢話語權以及某些大學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視和喪失學術組織基本的道德良知與倫理價值，導致權力倒錯、主體倒錯、價值倒錯、偽劣現象、資源浪費等積弊。其次是經濟主義的強大誘惑力使某些大學由“以學術為志業”轉變為“以經濟追求為鵠的”，對學術資本的強烈追捧取代了對學術職業的精心呵護，拜金主義成為大學處理自身及其與外部關系的最強話語特征。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常提到的大學越來越像“衙門”，越來越像“企業”，校院領導越來越像“老板”，就真切地反映了人們對大學行政化和經濟化現象發自心底的厭惡。此外，廣泛流行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無形中對以上兩種傾向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它主張感性、體驗與非理性，排斥目的、價值與意義，從哲學高度論證并強化著大學對于當下、眼前、即時、短期、現實利益的追求。顯然，這種理性失范行為正是導致中國大學治理陷入困局和僵局的根源。
明確關系結構，強化教授治學
——構建中國特色大學治理體系的核心
大學治理涉及很多問題，單純的技術或制度顯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它的本質。最核心的問題是誰來控制大學，或者說由誰主導大學發展。在大學作為行會而誕生和發展的早期，“先生大學”完勝“學生大學”，顯示了教師在大學的獨特作用，成為今天大學發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師才是大學的主體和核心。因為只有教師才能完成大學最基本的功能：創造知識、傳授知識和傳承文明，而任何其他功能與機構設置都只能是衍生的外在性工具和派生性需求。因此，大學治理需要進一步落實的問題就是選擇最合適的人成為大學教師，即甄別、選拔和激勵大學教師。這說明，只有充分發揮大學教師的主體作用，才能真正實現有效治理。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在由大學體制結構所引發的問題里面，最根本的是體制結構之內人的位置問題。對于大學的生存來說，最關鍵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為制度說到底不過就是一個特質前提而已。”在治理制度與大學教師之間，大學教師是更為主動的積極的核心因素，制度只不過是大學教師實現某種理念的過程與工具。
在大學思想史上，大學教師到底是管理大學一切事務還是僅限于重要的學術事務，這是一個重要的爭議性話題。現代大學已經由一個目標單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單純學術機構演變成為一個目標多元、根本利益相互沖突的巨型跨國企業，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傳統的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物的治理機制，顯然已與當前現實格格不入，相去甚遠。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紀學者自治，曾經一直作為西方大學治理傳統。然而，當大學組織從一個學術行政一體化的微縮景觀發展為一個國際化巨型機構時，人們發現讓教授既充當專業權威，又作為管理人員，已是力不從心。日常運行與國際競爭讓大量行政人員和龐大官僚體系滲透并執掌了大學，治校權力逐漸成為不同主體、多種權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籌碼。
從常識意義上講，教授會、教授治校、學術自由、大學自治、董事會、理事會、評議會、大學章程等是具有極強西方大學制度特點的話語體系；而黨委常委會、校長負責制、辦學自主權、教授治學、校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大學制度話語概念。現代大學雖然起源于西方，現在卻已成為世界文明的共同財富，我國在學習、借鑒西方現代大學治理基本概念、理論體系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同樣亟須步入大學治理的“中國時代”。
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和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重要領域和發動機，大學必須率先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建立既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現代大學發展趨勢的現代大學制度成為我國大學改革與發展最重要也是最艱巨的系統工程。正如《教育規劃綱要》第四十條所明確要求的“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完善治理結構；公辦高等學校要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這顯然是第一次以政策文本形式表明，作為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學治理體系要特別重視“大學、政府、市場”和“書記、校長、教授”之間關系結構、權力配置、互動機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爭，努力探索教授治學有效途徑，這樣才能既充分保證特定政體國體與大學權力結構之間的匹配，又明確呵護教師參與大學治理的良好意愿，盡可能發揮他們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
重鑄大學的主體理性
——中國特色大學治理體系的根本路徑
大學治理體系是一個集普遍性、復雜性、敏感性、民族性、發展性諸多特點于一身的系統工程，指望一經推出就能解決我國大學的諸多棘手問題和現實難題，是非常不現實的。就當前我國大學如何看待自身和處理自身與外部種種關系而言，存在著理性發展的先天不足，導致自身的公共價值和人文精神難以充分彰顯。我國社會及其各類主體都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從半封建半殖民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經歷理性化的完整歷程。因此，我國大學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匯、融通與較量當中，已有的大學理性不足以引領自身及其社會而起主導作用，不得不退居于從屬乃至附庸的地位。對此，社會和大學都需要反省。事實上，中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社會到現在為止，并未完全實現啟蒙運動的思想目標，進步、合理性、意義、價值等社會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開或充分實現。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總是迷信制度，以為制度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實，制度并非萬能，尤其是在人們內心深處還極其缺乏對制度價值和理性精神的充分尊重和認可的情況下。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現代大學治理體系，就必須重鑄大學主體人格，重建大學理性精神，大學才能真正成為充分獨立的法人組織，才能處理好自身及其與外部之間的多種復雜關系。只有大學擁有了理性的獨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體地位和辦學自主權，學會與政府、市場以及社會其他組織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這實質就是大學的主體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學的主體間性，又指大學的交往理性。所謂大學的主體理性只有在開放社會各主體間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認、友好相處、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
中國大學建立時間短，中間歷經曲折反復，沒有經歷完整的社會除魅階段與理智化啟蒙，因此重鑄主體理性將是一個漫長的、艱辛的、曲折的發展歷程。這里大概包括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健全大學治理體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學必須取得獨立的法人和主體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辦學自主權，是獨立的高等教育實踐主體；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學”背景下討論誰來控制大學，顯然只有大學教師具備了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長為大學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對“給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領導，毫不畏懼，理直氣壯，最終才有可能心無旁騖從事寂寞的科學研究、煩瑣的教書育人和中立的學術決策。
總之，只有這種大學治理模式才能以實體化形式真正實踐以教授為主體組建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學術組織，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大學治理的困局與難題，即強化大學黨委的政治領導能力建設，制約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權力泛化，重鑄大學教師的主體理性，最終承擔起培養國家和民族發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務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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