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曾指出，抑郁癥現在已是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問題，請您談一下抑郁癥發生和診治的總體狀態，并結合具體個案，談一下抑郁癥在學生與教師群體中的情況。

徐理強：談到抑郁癥有多普遍或者抑郁癥的流行率，每個國家有不同統計。較早的數據，如根據國際衛生組織在2002年的統計，在西方社會，成年人的發病率是5%到10%。在中國與日本，卻只有2%。一般業內人士都認為，這偏低的數據并不表示中國人與日本人精神健康特別好，不容易得抑郁癥，而是因為東方人愛面子，不肯承認自己有抑郁癥。這種情況在香港及美國洛杉磯的華人區也很明顯，抑郁癥的流行率前些年在香港跟洛杉磯統計出來的數據都偏低。最近幾年有所改變，2009年，在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兩個普查中都發現，中國人抑郁癥的流行率為8%左右。

在全球每年100萬自殺身亡的人群中，超過1/4在中國。學術界曾有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中國每年超過28.7萬人死于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10萬人中就有23個人自殺，屬于高自殺率的國家。

長期以來，中國的自殺問題并未引起足夠關注。曾獲得2012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的加拿大醫生費立鵬，在中國進行自殺與相關的心理危機研究已經30年，他的調查近年來引起海內外的關注。其中高自殺率和特殊的自殺模式也成為中國自殺問題的焦點。

我在國外診治的患者中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也就是學生與教師。例如，一位隨父母移民的中學生，家境很好。在國內學習很順利，到美國后換了幾個學校都無法適應，自述沮喪，精神無法集中，心情莫名低落。另外，有一名30歲的中學女教師，家庭關系很好，6個月前意外懷孕，心里非常不高興，后來流產，并開始失眠，食欲不振，而且每天凌晨三四點醒來后就不能再入睡，腦子里很多雜念，胡思亂想。早上很難起床，對著一天要做的事情，自覺不堪重負，白天精神不能集中。經常獨自流淚，卻說不出具體原因。有時候不自覺地會想到已經死去的父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3個月沒有改善。

他們都符合美國精神科學會有關抑郁癥的診斷標準……中國學生人群突出的問題是壓力比較大，前些年主述考試壓力大的比較多，近年來就業壓力也成為一個大問題。

時下國人對抑郁癥普遍缺乏了解，患者當中只有極少數曾經接受治療

記者：在您的講座與著作中，您都提到，目前中國人普遍對抑郁癥缺乏足夠認識，絕大部分患者沒有得到診治，您覺得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在哪里？

徐理強：像高血壓、糖尿病、癌癥或者一些傳染病一樣，抑郁癥是每個人都可能得的病。中國人患抑郁癥的時候，往往有軀體化的傾向。然而這些癥狀在西方抑郁癥病人中比較少見。我有一本小冊子名叫《走出憂郁的低谷》，我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人普遍對抑郁癥不了解，也不注重精神健康。抑郁癥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公共衛生問題，可在中國，超過95%的抑郁癥病人，病情未被發現，當然也沒有治療。這些普查的結果并不意味著有抑郁癥的中國人愿意接受治療。最近的研究發現，中國人得抑郁癥，仍然只有很少數的病人曾經接受治療。

抑郁癥不單影響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而且有10%的病人厭世自殺。一般中國人用身體的癥狀來表達抑郁，花大量時間與金錢做各種測試，想要找到解決心跳、頭痛、胃脹、頭暈、失眠等癥狀的治療方法，當醫生告訴他們找不到任何身體的毛病可以解釋這些癥狀的時候，一般中國人仍然不肯接受這些癥狀其實是焦慮抑郁造成的，而且堅決拒絕精神科的治療。

專家認為，中國人特別容易把抑郁癥軀體化，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面子問題，承認有精神問題是羞恥的，以軀體化癥狀來表達抑郁，比較不失面子。其二是沒有精神或情緒問題的概念，認為抑郁不可能是病態，所以表述出來的基本上是抑郁癥的身體癥狀。精神心理疾病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通常是生理—心理—社會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抑郁癥是大腦神經功能紊亂產生的毛病，我個人將抑郁癥歸結為環境與基因的互動問題，它主要影響一個人的情緒、心態、意志和期盼。抑郁癥病人感覺情緒低落，郁郁不歡，缺乏動力，意志消沉，做起事情索然無味，悲觀消極，毫無自信，不堪重負，甚至有輕生厭世的念頭。

總之，對精神疾患作道德化評價的傳統在中國一直存在，這讓很多患者與家屬不愿公開承認自己的病情，延誤了治療。“是藥三分毒”這類較為普遍的觀念也阻止了很多人選擇藥物治療。

抑郁癥緣于基因與環境的不良互動，預防抑郁癥應從減少誘因下手

記者：抑郁癥是否可以預防？目前有哪些效果較好的治療方式？

徐理強：預防抑郁癥，需要減少誘發抑郁癥的成因，就是說，需要減少基因與環境的不良互動。既然基因不能改變，那么我們可以減少環境的誘因嗎？從理論上來說，導致快樂生活的要素，如彼此相愛、公義和平、人生意義、身心健康以及足夠的經濟收入，都應該可以減少誘發抑郁癥的環境誘因。當然這還是需要實證的，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關預防抑郁癥的研究報告。

抑郁癥是基因與環境互動造成的，治療就需要針對這兩個病因。一方面以藥物減少基因帶來大腦功能紊亂的癥狀；另一方面以輔導來減少環境的壓力，同時增加病人應付壓力的能力，進而幫助病人過一種健康正常的生活。

輔導一般從幾方面入手：討論病癥，使病人對抑郁癥有更多了解；討論誘因，使病人對誘發抑郁癥的原因有所了解；討論如何減少誘因。減少誘因的方法包括改變負面心態，并采取適當的方法改善生活狀況；回顧自己的家庭、成長經歷，明白塑造自己心態與個性的因素；開始操練如何過一種健康正常的生活，比如早睡早起、定期鍛煉、飲食正常等。

在確定進行藥物治療之前，醫生需要跟病人及其家屬討論上述有針對性的輔導項目，不能病人一進門，還沒說幾句話就開處方。藥物治療的目的是減少或消除抑郁癥癥狀，幫助病人改進睡眠質量，改善他們的食欲不振、情緒低落、缺乏興趣動力、提不起勁等自覺癥狀。藥物治療效果一般需要一兩周才顯現，所以病人需要堅持服藥，因為藥物的療效不是一兩天就可以達到的。也需要知道有時候藥物會有副作用，頭幾天可能特別明顯，如果堅持服藥幾天后，副作用應該會慢慢減輕。西方的醫生開處方通常是按照學科里公認的標準程序，如先用第一線的藥物，就是療效比較顯著、副作用比較少、價格比較便宜的藥。如果過幾周效果仍不明顯，再換第二線藥物。病人需要配合，并及時與醫生溝通。

遠離抑郁，營造精神健康，需要改變認識也需要改造社會文化

記者：在您看來是否找到快樂就可以遠離抑郁？“世界快樂報告”可以給人哪些啟示？如何營造精神健康？

徐理強：快樂不容易衡量。聯合國相關報告中專家以兩個標準來衡量快樂：第一是有多少正面和負面的感覺；第二是對自己生活質量評估的滿足度。專家從6個指標來衡量生活質量：國內生產總值、健康壽命的年數、社會貪污腐敗程度、人民對慈善機構的捐獻、發生困難的時候是否有地方可以求助以及人生選擇的自由度。從這6個指標可以看出，當代社會科學家們認為，好的生活質量不是完全取決于自己的欲望有沒有得到滿足，而是需要達到一些基本的社會與個人道德標準：比如有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有彼此扶持的人際關系，有肯付代價去幫助別人的精神。

經過這么多年的自我追尋，西方人有沒有比較快樂呢？最近聯合國發表了一個“世界快樂報告”，發現的確是西方國家比較快樂。在世界150多個國家里，最快樂的頭十個國家，全是西方社會的。排在前25名內的，只有5個中南美洲國家和3個中東國家，其他都是西方國家。當然我們也不要忽略一個事實：西方國家可能比其他國家快樂，可是西方國家的抑郁癥流行率似乎并沒有減少，西方國家的自殺率，過去十多年間也沒有減少。

在聯合國的快樂報告里，中國大陸排在第93位、香港第64位、臺灣第43位、新加坡第30位。從報告的排名上來看，中國人和海外華人好像不是很快樂。理由是什么呢？沒有確實的數據，我們只能推測。我想到可能的理由包括以下幾點：一是中國人太注重面子，過分注重面子可能造成人際關系不透明，妨礙人際真誠坦然的溝通，對別人的意見顧慮太多，注重外表，忽略培養內在生命的成長，為了要面子而放棄爭取對自己有益處的事情等。二是不善于坦誠公開溝通。中國人似乎習慣于“心照不宣”，“盡在不言中”，“無聲勝有聲”。把事情埋在心里，隱瞞實情，特別是隱瞞不好的消息或事情，好像成為一種美德。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心情很難舒暢。三是在爭取成就的時候，把成就定義得太狹窄。爭取成就是好的，只要途徑正確。可是如果把成就的定義限制在功利方面，爭取成功的代價對很多人來說就太大了。四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外國人名成利就，很多時候會把大量的金錢捐給一些機構，如大學、醫院、圖書館或其他福利機構。聯合國的快樂報告里，就將對慈善機構的捐款作為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之一。

換句話說，就算撇開宗教、不談信仰，快樂也不能單靠滿足自己的欲望而獲得，還需要生活得有意義、有愛、有自由、有公平，當然也需要有足夠的經濟收入、健康的身心以及良好的家庭與人際關系，等等。

營造精神健康是一個比較大的話題，這中間首先包括對抑郁癥這類精神疾患的正確認識與處置，同時還需要社會文化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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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理強 美籍華人，現任美國塔夫茨()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塔夫茨大學醫學中心攝食障礙計劃主任、亞洲精神病學計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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