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訊：近期，美國國會兩黨終于達成協議，并結束了政府的“停工”。當然，市場從來沒有擔心過美國政府會出現“違約”，但美國債務上限的提高卻給了市場明確的信號：美國政府仍將會大幅舉債，這也意味著即使量化寬松退市，美國的印鈔之舉也難以真正停下腳步。

對于美國這樣一個長期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來說，其需要大量的海外資本流入來支持其金融和貨幣體系，一旦這樣的進程停止，美國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地。顯然，中國就扮演了這樣一個“美國救世主”的角色。

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3.6萬億美元，從整個世界的格局來看，已經形成了中國一家的外匯儲備幾乎相當于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局面，即使這樣，中國仍在不斷累積自身的外匯儲備。

《金融時報》駐北京的記者吉密歐在2011年11月中國打算援助歐洲債務危機之時，寫過這樣的一篇文章（參見《中國援歐的兩難選擇》）：

“在北京兒童醫院擁擠不堪的走廊里，隨便問一個人中國是否應當出資為債臺高筑的歐洲國家紓困，他肯定會露出輕視和懷疑的神色。

只要看看這里衛生糟糕、人滿為患的病房，你就能明白，在大多數中國人甚至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服務之時，為何他們對于拯救歐洲富人缺乏熱情。

醫院的急診室就像戰區里擁擠的火車站。有人隨處解手，讓空氣中飄散著尿味，患病和受傷的孩子從走廊一直擠到外面的停車場……”

這樣的一種無奈似乎一直在中國蔓延，即使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中國人也并不十分富裕，而考慮到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生活在底層的人民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難，而中國卻持續將自身的外匯儲備投入美國國債，幫助美國的消費、甚至幫助美國重回亞洲圍堵中國。醫療問題之外，教育也是中國人的心頭之痛，在很多山區，教育的硬件條件甚至比貧窮的非洲還差，而這在美國和任何一個經合組織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

另一個問題則是中國的匯率制度，而這個長期被詬病的制度背后代表著龐大且無效率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決策程序，為了捍衛僵硬的匯率體系，中國央行需要大量從市場上購買美元，單向、緩慢和近乎無助的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央行被市場和龐大的資本流入綁架，這也導致了中國央行的手中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接著這些外匯儲備就理所當然地被投入接近零利率的美國國債。

與匯率制度配套的，是一套繁雜的外匯管理體系，同時對資本賬戶、自由兌換以及投資渠道等多方面的限制，導致了大量外匯資金最終只能選擇回流央行。

中國應該如何管理外匯儲備？這不僅是市場普遍的疑問，作為一個經濟學者，筆者也曾經多次發問。

第一個問題是，與投入美國國債相比，中國為何不能將外匯儲備投入自身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的建設，舉例來說，中國一直想盡快實施12年義務改革方案，但卻一直聲稱受制于資金緊張，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卻擁有巨額的國有資產以及3.6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果將一部分外匯儲備用在這個地方，不就可以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么？

當然，有反對聲認為，外匯儲備已經是央行從居民手中購買，并投入了相應的人民幣貨幣供給，如果試用外匯儲備，將導致國內通貨膨脹的大幅走高。

筆者認為，首先，長期以來教育和醫療都被認為是“短期產出小于投入”，換句話說，投錢進去等于政府支出，也不會賺錢，從這個角度來看，拿出外匯儲備用于投資這些方面，不會產生明顯的通脹效應。

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將外匯儲備用于資助優秀的學生出國求學，這樣錢不在國內被使用，也就沒有任何的通脹問題，同時也有利于造就國際型人才。在這方面，新加坡在這方面已經為中國作了很好的榜樣。

此外，中國也可以選擇降低貿易保護壁壘、并大幅降低對奢侈品的關稅，這樣既可以減少貿易順差，相關的奢侈品產業和服務業也可以獲得發展，并為國內居民提供工作崗位。

當然，即使從目前的外匯儲備管理方式來看，相關部門需要檢討的方面也非常多。首先，中國應該明確自身持有外匯儲備的最佳水平，超過一定水平應該主動調整政策。我們的測算顯示，1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對于中國來說已屬足夠。

此外，中國需要更加積極地管理自身的外匯儲備，這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問題：在中投之外，中國是否需要建立另一個機構來管理外匯儲備；有效競爭可使官方機構更注重投資回報和效益。

如果政府機構難以有效，那么是否應該考慮允許私人部門來參與管理：“藏匯于民”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其邏輯也相當清晰，即普通居民可以按照自身的要求來配置自身的外匯資產，比如說投資于海外的房地產市場、股市以及基金等等，在這個過程中，中資金融機構可以為本國居民提供出海服務，這不僅有助于提升中資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也有利于從根本上減輕中國外匯儲備不斷累積的壓力。

但在資本流出嚴格管控、個人結售匯手續復雜、額度有限的狀況下，中國距離“藏匯于民”仍然有相當的距離。

但是美債的夢靨應使政策決策者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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