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由中國留學服務中心主辦的“中國留學論壇”在京舉行。如何保障中外合作辦學質量，成論壇焦點問題之一。近來，中外合作辦學成為一種新的趨勢，不出國門即可留學的現象越來越多見，其質量保障關涉國家、主辦者、就學者等多方利益，已成中外合作辦學領域的當務之急。

——編者

2013年2月23日，一組關于英國高等教育跨境辦學的數據顯示，英國大學最大的學生群體不在國內卻在海外；2012年在海外被授予英國學位的學生人數增長13%；2011年至2012年度，有約57.1萬名學生在英國大學的海外校區學習，與2009年至2010年度同期相比增長了1/3。

英國是傳統的高等教育輸出國，其他國家情況如何呢？近來，跨境高等教育辦學成為一種新趨勢，世界名校在本土之外辦學越來越多，不出國門即可留學現象越來越多見，相關問題值得思考。

跨境高教辦學發展趨勢如何

縱觀近年來跨境高等教育辦學的國際發展趨勢，有幾點值得關注。

首先是跨境高等教育辦學的理念呈現多元化趨勢。

從傳統的意義上看，跨境高等教育提供國多以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為主導性教育理念，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把跨境高等教育辦學作為主要的出口產業。

近年來，一些國家尤其是一流大學境外辦學理念的多元化日趨明顯，更加強調國際理解、加強能力建設、發展人才資源等教育理念。海外一流大學“不缺錢”。比如，上海紐約大學即使每年學費10萬元，其學費收入，對美國紐約大學的資金支持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這樣的名校每年掌握的捐贈資金高達數百億美元。杜克大學近來大力推進國際化進程，“希望借助國際化進程，彌補在本土難以打敗哈佛大學的遺憾。”

無論動機如何，世界名校赴海外辦學都將面臨聲譽不受影響等重大挑戰，必須對風險進行十分慎重的評估。

其次是辦學質量成為實施跨境高等教育辦學各主體的共同訴求。

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積極倡導和推動跨境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召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挪威教育服務貿易論壇”，以“跨境教育”概念代替“教育服務貿易”概念，起草了《跨境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指南》。一些區域性國際組織，也對此予以高度關注。如歐洲博洛尼亞進程，涉及4000多所高等教育機構，建立了“歐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網”。

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跨境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模式。例如，美國的高等教育認證制度既是其分權制、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制下一種高效的管理制度，又是一種跨境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模式，體現了非政府和高校自我評價為主的特點。

怎樣保障中外合作辦學質量

中外合作辦學是跨境高等教育辦學在中國的主要實現形式。質量是中外合作辦學的生命線，也是國家、社會、家長最關心的問題。

從傳統的知識質量觀看，當前中外合作辦學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總體水平偏低，生源質量較差，師資學術水平不夠高。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用另一個標準來評價質量，卻并非都是質量不高的。什么是教育質量？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意識，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能夠充分發揮個人才能，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學生能在原來基礎上有明顯提高，就能體現教育質量。因此，不同層次、不同培養目標、不同社會適應面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應有不同的質量標準。

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與對其定位的認識有很大關系。如果把中外合作辦學定位于“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那么，某些與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不相適應的規定就是不合理的；政府、學校和社會對中外合作辦學的某些認識也將得到根本改變。比如，不少學校沒有把中外合作辦學放在學校國際化戰略的高度認識，僅看成是“迎來送往”；一些學校則把“中外合作辦學”放在成人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進行管理，降低標準；一些學校僅僅把中外合作辦學批文當作到物價部門申請高額收費的依據。

當務之急，是大力建設中外合作辦學的質量保障機制。

已有法規與不斷發展的中外合作辦學實踐有不相適應的地方。在修訂之前，應適時出臺全局性的規章或政策文件，及時發出政策信號，引導中外合作辦學實踐發展。改革中外合作辦學審批制度，提升已有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質量。

另外，還應借鑒國際先進辦法，制定中外合作辦學質量綜合評價標準和質量監控體系。

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機制的良好運行，需要強大的支撐體系。

首先是財政支撐，制定相關政策，限制辦學主體對校內機構或項目學費收入的大比例提成；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成本核算陽光化；督促辦學主體落實對本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資金投入。

其次是輿論支撐，引導社會輿論，抵制關于引進優質教育資源的錯誤觀點和認識。

再其次是人才支撐，依靠一大批熟悉國外教育制度、具有中外合作辦學日常管理能力和實務運作能力、適應新形勢下中外合作辦學需要的管理人才和其他專門人才。

最后是理論支撐，大力鼓勵和支持中外合作辦學研究，扭轉中外合作辦學研究“用不上，不夠用”的局面。

“走出去”合作辦學監管提上日程

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已有一些理論探索，目前還不成熟。

與此同時，制定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已迫在眉睫。目前，中國高校在境外舉辦的機構項目70個，覆蓋14個國家和地區，應將其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論視野和法律框架。現在的問題是，“走出去”合作辦學在《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規定的中外合作辦學范圍之外，難以納入“中外合作辦學”法律框架進行管理。

“走出去”合作辦學，涉及教育主權、教育監管、外匯管理等問題，這些辦學行為應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論視野和法律框架，并加強調研、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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