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網站發布由教育部和財政部聯合制定的文件，對公派出國的留學研究生作出規定，要求他們在學成后，必須回國服務兩年，否則就得償還所有的資助費用，并支付30%的違約金。從道義上講，一個由國家資助的留學生，當然有責任和義務在學成之后為國服務。我們對此表示肯定。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看到，根據今年4月中國社科院發表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6年年底，中國公派加自費的出國留學總人數為106萬，而歸國人員卻只有27.5萬。中國目前成為全球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因此，結合教育部和財政部的這個最新規定，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么一些留學生不愿回國服務？如果出于履行強制規定，兩年服務期滿了之后，仍留不住人心怎么辦？ 留學生不愿回國服務，有人認為這是人品問題。我們則認為，更重要的是安居樂業的環境。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之初，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之后，對人才的尊重蔚然成風。今天，引進人才，留住人才已成為各科研生產單位的常識，財大氣粗者，甚至不惜以巨額高薪吸引海內外專家學者來領銜擔當重要職位。但為什么還有更為巨量的人才滯留海外呢？當然，此中原因復雜，也并非全是國內政策不到位的責任，但我們有責任把國內人才環境搞好。我們仍應反思，吸引人才與深化改革是分不開的。 歷史地看，“尊重人才”的提出，有其特定背景。當走出那段非常時期之后，有些認識顯然沒有與時俱進，“尊重人才”出現做表面文章的情況。比如，在一些人看來，人才只不過是在填寫各類表格之時的博士頭銜(洋博士更好)，于本單位的門面，是鍍金鎦銀，同時也突出自己在引進人才方面的政績。在這背后，談不上對人才的實質性尊重。比如在高校，在關鍵性決策上，一錘定音的是行政部門還是教授一方？是后者；收入分配更多是傾向于第一線的教師還是大大小小的行政官員？是前者；一個沒有任何行政頭銜的教授的話語權，與一個具備了行政頭銜的教授相比，有天壤之別。如此情況下，一個人才，在熬過兩年之后，是繼續從事研究，還是也需要行政頭銜放大話語權？更或者再出國尋找機會？何去何從，他能不做出一個理性人該有的理性選擇？現在國內高校對于教師的科研成果，普遍如美國大學那樣，具有硬性的數量規定，每年必須發表多少字數的論文著作，必須申請得到多少基金資助等等。且不論這樣的科研制度是否就是一種最佳設計，這樣的制度到了國內以后，洋和尚的“經”卻被念歪了。我們這里，掌控科研基金審批權的大多是行政部門，成果認定也離不開行政部門的拍板。至于雜志、出版社等級的審定走的也是行政運作模式。據《社會學家茶座》(21輯)王勛的文章“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制度”介紹，其中對教授的各項評估要求都是以“同行評議”作為標準的。同行評議則意味著教授可以自我把關，若說尊重，還有比這更到位的形式？ 人才，就是有特定專長的人。必須明確認識到，他們首先應該是“人”，而不只是可供“使用”的“人才”。因為“人才”在非專業領域，仍然以普通人身份出現，而專業領域只是一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很難設想，一個人的一部分被尊重，而另一部分被社會忽視。因此，合理的辦法，還是先尊重普通人，在此基礎上，尊重“人才”。 近幾年，留學生回國數量一直在增加，這里有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機會吸引力，大量歸國人員落在中外資企業中，發揮著才能，而作為高級人才“蓄水池”的高校在人才競爭中卻缺乏這種吸引力。如果環境未改善，人才歸國服務兩年后，他們會作何選擇呢？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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