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個月間，諸如Charles Murray及Timothy Noah等作家都寫出了警示性的作品來提醒大眾美國社會逐漸浮現的一種歧象。現在，知名的哈佛政治科學家Robert Putnam及其團隊還發布了更可怕的研究結果。

正當多數的研究都在檢視成人間的不平等并幫助我們了解美國是怎樣地面臨分崩離析當中，Putnam的團隊則著重在研究孩童間的機會不平等。他們將協助我們了解這個國家在未來十年內將看起來像甚幺樣子。一個簡單的答案是甚幺？「社會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階級分化。」Putnam的資料確認了許多我們已經透過軼事傳述所得知的事實：在比較富裕跟比較不富裕的家庭里成長的孩子被用截然不同的方式養育長大，而且將享有完全不同的機會。數十年前，大學畢業的家長和高中畢業的家長對于孩子的投資十分相近。近來，較富裕的家長已經對其子女投注了遠遠比較不富裕家長更多的資源在他們的孩子身上。

他們已經投資了更多的時間。在過去數十年間，大學畢業的家長們花了四倍的時間念「月亮晚安」故事書、跟孩子們聊他們的一天并且用旁觀者的角度鼓勵他們。高中畢業的家長雖然也增加了照顧孩子的時間，但只有些微地增加。

一個世代以前，工人階級的家長比大學學歷家長花稍微多一點的時間在孩童身上。現在大學學歷的家長每天平均多花了一小時。這樣的注意力差距在小孩一到三歲的時候最為顯著，而這個時間也是最重要的發展階段。

富裕的家長也在孩子身上投資了更多的金錢。在過去四十年間，上層收入的家長已經增加了花在孩子充實課程上的花費，例如家教或是課外活動，約增加了每年美金$5,300。而財務上壓力沉重的階級則只能把他們的投資增加 $480，算是相應于通貨膨脹的調整。

這樣的結果就是兩者在行為上的差距也逐漸拉大。在1972年，在收入底層四分之一的孩子和頂層四分之一個孩子所參與的活動數量相仿，但在今日，其間的差距是個鴻溝。比較有錢的小孩大抵來說多了一倍的機會參與課后運動。他們也多了一倍機會成為運動校隊里的隊長。他們也遠遠更有機會參與非運動性的活動，例如戲劇、校刊編輯或是童子軍。他們也更有機會可以參與宗教服務。

不僅僅是有錢的孩子變得更活躍而已。較貧窮的孩子也變得更消極和脫節。

社會信任感本來普遍存在在各收入階級的人們心中，但在1975和1995年間，最貧窮的底層三分之一的年輕美國人的社會信任感就急遽下降，此后也一直就保持在很低的水準。如同Putnam在為了 Aspen Ideas Festival所準備的講詞中說道：「工人階級的孩子變得越來越憤世嫉俗和具有被害恐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實際上幾乎我們所有的社會機構都辜負了他們－不論是家庭、朋友、教堂、學校或是社區。」結果是，較貧窮的孩童較不可能參加那些可能帶給他們目的感和責任感的志愿服務工作。他們的考試成績也遲滯不進。他們所有的發展機會都更受限制。

一長串的文化、經濟和社會趨勢都結合在一起製造了現今這樣一個令人難過的事務狀態。傳統的社會價值遭到拋棄，意謂著越來越多小孩在婚姻關係以外出生。他們的單親家長因此只有更少的時間和資源幫助他們準備面對一個更競爭的世界。工人階級的工作數量大大減少，顯示許多的家長已經擔負了太大的壓力而沒有精力、時間或金錢來照料他們的小孩。

富裕的、智能優越的人現在更可能和其他精力充沛而智能優越的人結婚。他們也在文化上獨立的社群里養育出精力充沛且智能優越的孩子，而對于其他沒有這幺幸運的人不但沒有甚幺互動與影響，也了解甚稀。

政治系統把更多的錢導向年長人的健康照顧，而花費在孩童福利上的預算卻不斷下跌。平等機會曾經一度是這個國家的核心認同，現在卻是無關緊要的事了。如果美國真的享要改變這樣的情形，如果這個國家真的想要充分利用其所有的人力資源、而不只是前三分之二的優勢族群，人們就該開始作出一些或許會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決策。

例如自由派人士得要開始愿意承認婚姻應該成為養育孩童的前提，并且在道德上堅持這樣的原則。保守派人士則得要接受增收稅額或是福利的刪減，所以政府才有更多的預算可以提供薪資所得稅的減免以及施行其他可以嘉惠工人階級的方案。

政治候選人則得要花更少時間利用階級的分化并花更多時間修補這樣的分化－花少一點的時間指責他們的對手是高不可攀的菁英階級而花更多時間去想出真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工作時程表。這在政治上相當地困難，但不這幺作無異于國家級的集體自殺行為。

駐外單位：駐舊金山辦事處文化組 編撰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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