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Chen最終返回了法國，他在中國只待了六個月的時間。Daniel 今年29歲，看起來充滿自信但卻內心苦悶，除了對中國經濟奇跡的幻想破滅之外，還對自己在社會當中的位置搖擺不定而苦惱。

中國春節那一周，Daniel經常與家人一起吃飯慶祝。他回到了巴黎13區，準備在這里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13區奧林匹亞的廣場上掛滿了燈籠，Daniel 在這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Daniel是中國移民的后代。像很多同齡人一樣，他也來自中國東部的溫州，很長時間當中，中國對他充滿了誘惑。他承認這是一種對故鄉的“幻覺”，以為在那里能夠比在法國更快地實現改變環境的愿望以及長大成人的雄心，而中國的經濟狂熱增長，“社會晉升機制”卻陷于癱瘓。

在法國艱難求學的過程加強了中國對他的吸引力，他認為在法國前景渺茫。Daniel在13歲那年偷渡來到法國，他的父母那時已在法國生活了6年。他曾在巴黎上過一個為外國人開設的語言班，后來進入一所職業高中學習，但是最終未能通過高中畢業會考。

在法國生活的這些年中，他總是在放學之后幫父母做工。先是去制衣廠然后去餐館幫忙。Daniel回憶說，每當他抱怨的時候，父母就會沖他說：“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過的！”，但他也會反駁說“要像法國人那樣生活！”這種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沖突很常見。他的父母一輩子辛勤勞作，現在已經開了3家餐館，而他們在1989年的時候還沒有合法身份。這個家庭在1997年拿到了合法身份。Daniel 嘲諷道，“對于他們來說除了工作就是睡覺，再沒別的什么事了。”

Daniel在幾家中國批發店做過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在與父母大吵了一次之后，在2009年邁出一大步：離開法國去中國碰運氣。從理論上講，去中國的前途是無量的。

Daniel在中國找到了年邁的叔叔——一位知名的盆栽“藝術家”。他靠著繼承的祖業開了一家畫廊，通過這種方式滿足受到壓抑的對繪畫的愛好。

但是，Daniel很快地了解了他稱作的“當今的中國人”，都是些“新貴”，“只想買最貴的畫”。他也意識到中國國家藝術家協會“控制一切”。他表示，“我本來可以因為愛好而賣畫（……）但是我們的準則不同。”于是，他在2011年6月放棄了中國的事業，回到法國。

2011年秋，他在巴黎Olympiades廣場上用最后的錢開了一家“法國教育學院”。他把一家舊商店改建成了法語學習中心，讓那些想在法國繼續學習的中國年輕人學習法語。他會一直待在這里嗎？不過目前他決心這樣做。

法國中國青年協會（AJCF）主席Sacha Lin也非常了解與原國籍的這種差距。他表示，“其實一般人的想法并不正確，中國并不是人人都能夠進入的市場，就業需求基本不存在，除非被法國大型集團聘用。”

Sacha認為這是“法國式同化”造成的“反生產力”的后果。“這些年輕人確實擁有雙重文化，但是他們丟失了自己的語言，沒有交際網絡”。Sacha創建法國中國青年協會的時候，本打算幫助那些想在中國創建公司的人。但是“我們放棄了，因為太過復雜。”。

28歲的Nicolas Lin在妹妹于巴黎郊區開的餐廳接受了采訪。他在這里工作等待自己創業的一天。如同Daniel一樣，他10歲時偷渡來到法國。他的父母也和Daniel的家人一樣，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合法身份，在地下制衣廠辛苦工作來償還偷渡費用。

但是他前往中國冒險是在工業和金融領域。這個身材高大的年輕人表示經受不住廣播里說中國“一切都發展迅速”的誘惑。但他還是堅持拿到索邦大學管理碩士的學位。但是次貸危機爆發了，他到處投遞履歷毫無回音，由于他的中文底子比法文強，因此便到中國公司找工作。2009年，他進入溫州一家生產化學產品的公司。這家公司雇用他是為了“在歐洲發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他并非象Daniel那樣對 “價值觀”發生恐懼，而是對工作條件失望。因為盡管他被冠以“中高級職員”的頭銜，但是很快發現這是中國式的待遇。他每月工資相當于400歐元，“由于通貨膨脹，因此生活并不寬裕”。至于35小時工作制以及工傷事故保險，Daniel迅速地意識到這些只是法國的習俗。他所在的公司最終由于未能獲得能夠達到歐洲標準的認證而破產。

Nicolas后來進入一家不動產貸款公司工作。但這一次，他得知公司的賬目“不是很清楚”。他告訴記者，“我應該負責風險管理和選擇項目的工作，我以為能夠用上我所學的專業。但是投機成分太大，與我的專業毫不相關，工作沒有任何意義。”

現在，每當聽到BFM電臺報道企業家成功事跡的時候，Daniel還是會眼前一亮。但他還是認為“在中國的經歷讓我開了眼界。自由等價值在我看來是主要的。”和Daniel一樣，Nicolas也從中國帶回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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