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24歲的上海留日學生汪晶，3月31日在上海浦東機場因留學費用等問題與母親發生爭執。他從包內抽出兩把尖刀，對身后毫無防備的母親頭部、手臂、腹部、背部多處進行砍、刺，致母重傷。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10月31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宣判，認為汪的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法院不采納辯護人根據鑒定報告提出汪某案發時“自知力無”，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不構成犯罪的意見。法院一審判處汪晶有期徒刑三年半。
汪晶的“機場刺母案”，雖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突發個案，卻因受到媒體高度關注而為社會觀察一部分留日學生的身心狀態提供了一個例證。他們人在海外，他們在經濟上能否自立，在學習上能否投入，在心理上能否適應，在人生路上能否健康成長，不僅是父母，也是整個社會關心的課題。
一、機場刺母留學生的身心焦慮
汪晶為了留學費用，在機場刺了母親九刀，導致她重傷。病床上媽媽顧女士微弱地說了一句話“這是我的命”。
汪晶生于上海，從小父母離異。小時候的汪晶，經常被喝醉酒的父親責備、打罵。為此，母親顧女士希望以物質上的生活滿足來彌補對兒子的精神虧欠。汪晶沒考上重點中學后離開上海，投靠了遠嫁到日本的大姑媽，后因種種原因離開了姑媽，獨自一個人搬出租房，開始在日獨立生活和學習。在日本留學期間，汪晶做過中介、洗過盤子、當過營業員。他被人欺負而出現了精神幻聽，這成為精神疾病的始因。母親顧女士省下生活費用供他讀書，太寵他，卻難以為繼。今年3月31日，汪晶最后一次在電話中索要錢財，母親因無法承擔而拒絕。之后他一時沖動，飛回上海，在機場刺傷了前來接機的母親。
央視主持人柴靜認為判決對輿論是一個顛覆□□在事實未清之時，輿論認為汪晶在日揮霍無度，冷漠無情。但判決結果顯示，留日學生汪晶其實是精神分裂征患者。汪晶接受采訪時說，他聽到電腦里的聲音，耳朵里的監控者，衣服的血跡，欺負他的日本人……旁觀者當然知道這是虛妄的，不過在他的感受里，這些都是真的。
據了解，汪晶跟家人說起這些，他們的反應是不予理會。他對此感覺既很焦慮，又憤怒。即使這些陳述已經足夠讓人判斷他精神異常了，但父母和姑姑都沒有提出過要給他治療。他們也許沒有意識，也許不愿意面對。無論如何，汪晶在日留學面臨的社會大環境和家庭小環境，都對他的身心感受形成了壓力。
有觀眾看了揭示汪晶刺母和留日生活的專題《不可忽視的真相》后說：“看了這期節目我哭了，想到多年前的自己。我曾經和這個男孩一樣，未成年已獨身在外，身邊沒有朋友，沒有可以依賴的人。在黑夜中睜著眼睛，直到天亮才能小睡一會兒。這種情況持續半年，我知道自己挺不住了，于是，我不顧一切的回家了……其中的痛苦與掙扎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祝福這個家庭，希望這位媽媽能夠健康長壽。”
但也有讀者表示：節目過后的反思固然重要，但千萬不要形成一個模式化的概念。有條件出國的，盡量送出去，有什么不好呢？文化的反差造成的不適應也有可能漸漸鍛煉一個人的心智，從而變得成熟起來，視野也會更加的寬闊，看問題的角度也會更加全面。
以上是圍繞著海外留學問題的兩種意見。汪晶刺母事件是一種極端例子、惡性呈現，但在汪晶以外，還有更多留學生在不同程度上承受著類似的身心壓力。如果說這是一種磨練，那么留學生的對應不外乎兩種，或堅守，或落跑。相比于八、九十年代的留學前輩的“堅守”，新一代留學生中的“落跑”現象不絕如縷。
二、放棄博士課程的背后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有許多因為經濟上無法獨立，最后在學業上半途而廢。
來自中國北方的留學生小劉，來日本留學后，一直是家里供應學費，因此他在日本留學也可以說是一路順風。由于在國內的基礎非常好，到日本后用英語應試，很快考入日本名牌國立大學的研究生院，并得到了每月6萬日元的學習獎勵金。
他更是意氣風發，立志要得到日本的博士學位。
后來家里知道他得到了學習獎勵金的事，父親也有意讓他在日本鍛煉鍛煉，因此給他來一封信，說已經供他3、4年了，據回來的日本同學說，他們都是靠打工生活，你得到了學習獎勵金，剩下的時間自己打理生活吧，但是學費家里還是給你交的，生活費就用學習獎勵金吧，如不夠就自己打點兒工吧。
這名優等生接到這封家信后很苦惱，因為他從來沒有打過工，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工，6萬的學習獎勵金，交了房費和水電費就沒有了，吃飯的錢怎么辦呀？
他看見學校的黑板上有招家庭教師的廣告，覺得這個活還不錯，就去應試。但是人家在面試后對他說：你的日語已經比較流利了，但是作為教師還差一點兒，再在努力吧。
這樣，人家沒有雇用他。
他每天更加憂愁了，不知自己該怎么辦。
有一天，同住一個寮的小李對他說：我打工的地方現在缺人，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打工？
小劉知道小李每天起得特別早，回來得又晚，覺得他干的工作一定非常辛苦，因此戰戰兢兢地問：和你一起去？會不會起早貪黑？會不會很累？
小李笑著對他說：我那起早貪黑的工不要你去做。我這個工作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做，是測量，只要拿個測量桿站在馬路上就行，一點兒都不累，是我所打的工中最輕松的。
小劉一聽不由得喜上眉梢，連連說：我和你去！我和你去！
到了星期六，小劉起了個早，和小李一起去測量公司。他們的工作是測量道路是否發生了地質性下沉。小劉和小李分別拿著有刻度的標桿，測量公司的人拿測量儀在遠方觀看，測好后他們就拿起標桿移動。
對于小劉來說，這活也說不上累，但是時值冬天，站在馬路上覺得寒風刺骨。他非常擔心自己會感冒，因為日本的感冒很可怕，有病毒性流感，禽流感等等，有的得上了還沒有救！
越這樣想，小劉越覺得渾身發冷，真有一種“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感覺。
他覺得這是他留學以來最漫長，最痛苦的一天。
工作完畢以后，他馬上對小李說：小李，這個活我干不了。
小李很吃驚：為什么？
小劉說：太冷了！北風都要把我的脖子吹斷了。
小李驚詫地說：怎么會？你不是北方人嗎？東京的冬天再冷，也不會比你們東北還冷！
小劉聽了很不受用，他不滿地說：東北冷？可我在東北從來沒有干過這樣的活兒呀！這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忍的一天。
小李聽罷嘆了一口氣說：這個工你要是不能打，那么什么工你都打不了了。我打的所有的工都比這累，比這苦。
那天晚上，小李的話一直響在小劉耳邊，他覺得自己在日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沒過幾天，馬上就要進入博士課程的小劉辦了退學手續。
當他回到中國，突然站在他的父母面前時，父母都非常吃驚，問明理由后，都勸他回日本完成學業，并答應就是借錢，也要重新再給他寄生活費，但是小劉已經完全沒有了再回到日本的意志和勇氣。
三、面對挫折的退縮
承載了家人許多希望的丁小峰，于3年前來到日本。由于居住在內陸安徽省，所以求職、生活條件都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也是小峰的父母托在日本的親戚幫他辦理赴日本留學的原因。
在安徽讀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大學，接下來，該如何，誰都沒有譜。看看國內人才市場上人山人海求職的狀況，小峰和父母都對未來感到迷茫。
到日本，念語言學校，然后上大學院，找一個工作，做一個白領階層，享受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小峰的夢想。但是，沒有想到，僅僅是這樣一個平凡的夢想，如今也并不容易實現。
剛來日本時，住在學校的寮里，周圍有不少從上海、北京來的孩子，家庭環境好，給他們交了學費又寄生活費，這些孩子基本不用打工，有的人在學校里幫忙打掃衛生，賺取一點零花錢，已經算是勤工儉學了。而小峰深知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他托親戚幫他找到了工廠打工的活兒。這個工作是凌晨的，是一個食品工廠，需要體力，也需要耐力。無論刮風下雨，都得準時到廠里上班。
第一年， 懷著對未來的信心，小峰堅持了下來。第二年，眼看要從語言學校畢業，小峰開始找大學院。也許由于太“輕敵”，小峰沒有將找大學院看得太嚴重，總覺得如果不能進大學院，就找個專門學校也行，總是有辦法的。
從日語學校畢業后，進入了一所學習理工科的大學院，小峰這才知道，私立的理工科大學院的學費，比文科要貴很多。
小峰不得不讓家里寄來了100萬日元交學費，一面自己也搬出了日語學校的寮，而是和以前的同學一起租了個房子住。同學考入的是國立大學，學費便宜，還有獎學金，生活一下子與他成了鮮明的對比。
異鄉的孤寂，辛勞的生活，使小峰感到再也無力堅持下去。原本期待大學院畢業了找個好工作，就能與苦日子告別，但是他決定在春節前就回國了。
其實，地震之后，小峰也曾回國，那時候作為探親，回去了一個多星期，當時日本正在鬧輻射問題，周圍的親戚甚至他的父母都讓他別再到日本去了。然而，那時候，小峰還懷著對未來的夢想，所以堅持到日本來了。但是沒想到那以后，日本愈加不景氣，留學生找工作愈加艱難，曾經打好的如意算盤，比如辭去工廠工作而是去便利店或者居酒屋，不但工資高點而且還能練習日語，這兩種工作目前都很不好找。而小峰再也不想再讓父母給拿接下來要交的下半期的學費了。
看著國內的同學們過得都挺滋潤，即使月收入不高，卻都安居樂業，下了班就很休閑，找幾個哥們去泡泡酒吧，而在日本的生活，簡直就是一種苦力狀態。曾經的老留學生們，能夠忍耐下來，是因為回國也沒有更好的路途，而如今國內新鮮的機會似乎到處在向人招手。回去試試看再說，這是小峰面對日本的困境而想得出來的唯一辦法。
和第一代留學生的愈挫愈奮相比，這一代留學生中有一部分人，面對困難時容易走極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經常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有的家長嘆息說：這些孩子呀，真是總也長不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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