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大學錄取中，學生家庭背景一直很重要。二戰前，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以前，大學被以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為代表的上流社會所壟斷。一些猶太平民子弟靠優異的成績進了常青藤院校，就讓既得利益集團驚恐不已。在一戰以前，常青藤院校還是延續歐洲的傳統，按考試成績的客觀標準錄取學生。

這種錄取政策，并非看起來那么公平。比如，考試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語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學校不教或者很少教。結果，那些從私立貴族學校出身的WASP還是占盡優勢。但猶太人的到來挑戰了這一體系。這些猶太子弟學習認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學校就讀，也精心準備常青藤院校的入學考試，并經常能夠戰勝WASP子弟。

紐約是猶太人的聚居地，地處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首當其沖，猶太學生的比例一度達40%以上，這就推動了美國大學的第一個專門的“錄取辦公室”于1910年在該校建立，其使命就是解決“猶太問題”，把那些“不受歡迎的學生”(undesirable students)的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辦法是在錄取時不僅看成績，還要看學生的“品格”和“領導力”等素質。

這種評價方法具有非常主觀色彩，使錄取官員可以繞開客觀的考試標準，結果大見成效。到1921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學生比例被壓到了22%。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三巨頭也很快效法。考生進大學不再是參加一個考試那么簡單，而要填寫詳細的個人和家庭背景資料，撰寫自傳性的作文，描繪足以證明自己的“品格”和“領導力”的課外活動。當然，還要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寫推薦信。錄取時要處理的信息也越來越復雜。沒過多久，錄取辦公室就成了美國大學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門，美國大學的歷史由此被改寫。

這套系統在二戰后被保存下來，特別是經過平權運動而被用于扶助弱勢子弟，獲得了相當可觀的社會效益。如今，美國的大學錄取仍然不僅僅是看成績，個人在功課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學校在這些方面的取舍過程是嚴格保密的，這就給錄取過程帶來相當大的神秘性。最近，馬薩諸塞州的兩個知名大學Tuft University和Amherst College讓《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監督整個錄取程序，最后記者的觀察公開登在報紙上，使我們對美國大學在錄取過程中如何查學生的家庭背景有了一個非常具體直觀的了解。

這兩所大學都是快能與常青藤院校比肩的名校，有“小常青藤”之稱，錄取競爭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今年有15000名申請者，最后能收到錄取通知的有3000多學生。錄取委員會有7名成員，從3月開始一起開會審閱錄取材料。

一名女生的申請材料是：成績全A，女童子軍成員、舞蹈家、同學的輔導老師……然而，如此優異的記錄難以給委員會成員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予以否決。一位錄取委員會成員說：“這樣的人太多了。”

一位意大利藍領工人的兒子，因為其作文動人地描述了他對食物和家庭的熱愛，以及他和自己智障弟弟的關系，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獲得一致通過。一位平均成績為B、英語成績為C的學生，她有聽力障礙，生長在西班牙語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險的社區，每天要通勤一個多小時上學，從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錄取人員對她爭論不休，討論了二十分鐘仍沒有結論，最后不得不推遲決定。

Amherst College的錄取委員會有6位成員，要在7700申請者中挑選1100位學生。一位科羅拉多的學生的資料顯示，他成績平平，在一般情況下肯定不合格。但錄取委員會發現，他父親離家出走多年，母親失業，他生長在犯罪率極高的社區。結果，他的成績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委員會一致決定錄取。

一位來自紐約的牙買加移民，雖然在美國歷史和統計兩項高級課程考試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學錄取的主要綜合考試SAT中成績僅為1180分(滿分1600)，離Amherst College學生1360-1530分的中等水平還差很遠。錄取委員會發現，她的父親曾被關進監獄，并已經被遣返牙買加。大家一片嘆息：“這是多么艱難的生活！”不過，在紐約，這樣的學生實在太多了。最后，大家把她放進了候補名單。(美國大學錄取的學生有一半左右不來就讀，當不來就讀的學生人數超過預想時，留出的空額就由候補名單中的學生填補。

一位來自貧困的移民家庭的學生，11歲才開始講英語，各科成績都很出色。大家無話可說，連舉手表決都沒有就把她的材料放進了錄取檔案。

錄取委員會非常認真地審查申請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職業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里升大學的學生比例，等等。上述主要三個方面的程度越低，這個學生越容易被錄取。

當然，這樣考察學生的家庭背景，并非論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學變成慈善機構，其最終目的還是挑選人才。在這樣的選才過程中，大學把社會和家庭因素當作衡量學生“品格”的一項指標。你以后在一生的事業中是否有克服艱難險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關鍵。而這種品格，從你上大學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戰”，能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當然，艱難的生活也加強了你對他人的理解力，成為你的“領導力”的基礎。可見，“品格”和“領導力”這種在美國大學錄取中非客觀的指標，剛開始設立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如今則基本上成為輔助弱勢階層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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