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 在英國，每年9月、10月都是各類書架、文件盒、儲物柜等貨品搶手的時候，即便商店短暫缺貨也不足為奇。因為正是大學開學之際，很多學生都趕在這時搬回校舍、重整房間，力求新學期有新面貌。

不光是學生，高校的很多教員也會在這段時間做類似的大清理，以為新學年做準備。整整一個周末，我和先生小巴都在各自的書房里分頭忙活著將書籍、報紙、雜志、圖冊、打印文獻等分類歸檔，這絕對既是個體力活又是個腦力活。

每次拿起幾本似同非同的圖書，猶豫怎么在書架上安置它們比較好的時候，我都在想：要是對人類的全部知識也能有個類似生物界的“林奈分類法”那不就簡單多啦！其實這種對知識“綱目屬種”的分類還真存在，康德的知識論就提出人的認知是建立在龐大的分類體系上。近代教育心理學或神經心理學則在不斷探索“分類”對認知的意義。有的人甚至會告訴你，分類即認知！換句話說，在多數情況下，如果你無法對某一事物進行歸類，那大概意味著你對這件事物認識還不夠。反之，當你自認為認識了某事物之后，會有意無意地將其和你以前的經驗與知識歸類。只不過恐怕這種分類沒有對生物界那么簡單，由于背景和關注點不同，10個人可能會有10種不同的分類標準。

更麻煩的是，分類本身就是在紛繁蕪雜的信息中給自己思維搭藤架、設框框，因為既已存在的分類往往限制我們的認知，比如在林奈的分類法中，“歸類”的首要標準是結構相似性。但如果我們當下還通過林奈最初的框架看世界的話，那就會完全忽略了其后達爾文所提出的生物除了“結構”相似，還有種系發生學上的關聯。所以每次有機會進入同事的辦公室或書房，我都喜歡觀察別人的知識地圖是怎么在書架上鋪展開來的。

當然，很多學者的辦公室布置未必具有美學效果。高矮胖瘦參差不齊的書往往因內容相關而放在一起。前一陣在倫敦看反映英國學術文化的老話劇——Butley。帷幕一拉開，Butley教授那一墻擁擠混亂似乎隨時可能坍塌的圖書，以及滿地堆放的歪七扭八的文獻，引來觀眾席一陣笑聲。雖然我幾位同事的辦公室也同樣是“信息爆炸”的直觀體現，但我也常驚訝于其中的亂中有序。好幾次，我和同事聊天時無意提到某本書，同事能立馬在墻上幾千本書中，如同有GPS系統定位般準確找出那本文獻。前兩天在另一個教授辦公室里，教授說到自己曾對某問題寫過點東西，說罷，從角落里大概半米高的一摞打印文檔中，手如吸鐵石一般地抽出了那兩頁筆記。

常聽人討論在水漲船高的形勢下，高等教育的意義終究在哪里，是授之以“魚”還是授之以“漁”。其實，要這么說起來，也許兩個都是，也許都不是。也許學生在高校能學會的最受用的本領就是學會整理自己的“書架”。學術研究本身未必能使這個世界的經驗與現象更“規整”或更容易理解，但有學術訓練的人卻能在龐蕪的信息中，歸納梳理出個秩序。以最精簡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顯示知識點之間的聯系，整理書架如此，學術研究也未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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