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文導報》日前針對“福岡滅門血案”發生八年后涉案原中國留學生被判死刑一事發表社論。文章稱，日方對案件終審判決，為這起案件畫上了形式上的句號，但事件對在日華人形象的損害、對日本留學制度和留學環境的拷問，迄今揮之不去，發人深思。

文章摘編如下：

由原中國留學生制造的震驚中日兩國的“福岡滅門血案”發生八年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11年10月20日對目前在日服刑的三名涉案犯之一的魏巍做出終審判決，維持一、二審判決，判處死刑。2005年1月，中國法院已對兩名逃回中國的兇犯做出了判決：楊寧被判處死刑、當即執行；王亮被判處無期徒刑。日方對魏巍的終審判決，為這起驚天大案畫上了形式上的句號，但事件對在日華人形象的損害、對日本留學制度和留學環境的拷問，迄今揮之不去，發人深思。

血案發生八年后，最高法院對魏巍的終審判決在中日之間又勾引起舊事重提的效果。既然舊事難以回避，那么重提就是必要的。也許，“福岡滅門血案”是一起極端的小概率事件，但小概率成不了遺忘的借口。選擇來日留學的的魏巍及其同伙們，也有過年輕的歲月、花樣的年華，但他們究竟為自己的人生預置了怎樣的現實和未來，正是通過那些無法挽回的小概率事件而透露出了真實信息。

現在回顧并反思福岡慘案的發生，可以明確幾點原因。

魏巍等人出國留學，一方面脫離了在中國原有的社會關系和人際網絡，變得自由無比，缺少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另一方面，他們游離于留學地的日本社會之外，也沒能順利融入在日華人和留學生社會的關系網，其結果是擺脫一切社會束縛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泛濫、極端膨脹，最終使他們走上了犯罪歧途。

日本開放留學生事業20余年，但在留學政策的完備、留學環境的完善、留學進路的完成等方面依然捉襟見肘，迄今未有重大改善。沉重的生存壓力和嚴酷的留學競爭，壓迫著意志薄弱的留學生們扭曲了心態，導致留學生群體事件時有所聞，個別化的兇惡犯罪也不絕于耳。“福岡滅門血案”就是最不幸的極端案例。

留學生群體并非陽光燦爛。當道德和廉恥已不能約束年輕人膨脹的欲望之時，那些鋌而走險、以生命做賭注的斂財方式，正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社群里蔓延。這是一種危險的流疾，其危害性超出人們的想象和社會的布控能力，對缺乏毅力和志向的新留學生構成了致命誘惑。魏巍等人成為誘惑的試驗品，害人害己，以身試法。

在日落網的魏巍多次在法庭判決中表示認罪懺悔。他對被害的松本一家表示： “我犯下了罪行，讓失去親人的家庭感到悲傷和憤怒。如果能讓他們感到安慰，我寧愿接受死刑”；他也對國內的父母表示：“父母親相信我，為我備好學費，讓我來日本留學，而結果如此，我辜負了父母的希望，現在只有悔恨和悲哀”。在日本監獄服刑8年，魏巍已經習得一口好日語，落筆有禮，對人生和社會都有了成熟的看法。但魏巍的所有表白最后都凝聚成一個大大的“悔”字。

青春是一條充滿泥濘的道路，海外留學更是泥濘道路上布滿了荊棘。時代發展了，社會開放了，海外留學依然是一次嚴峻的挑戰，進而成為人生的考驗。也許，在一個多元的社會里，過多追究多元生存方式和多元人生觀念背后的道德意味，顯得不合時宜。但道德判斷落腳于是非對錯，價值判斷著眼于人生得失。從社會生活的常識出發，個人行為即使拒絕道德判斷，卻不能沒有價值判斷，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也概莫能外。

如果知道了短暫的、有限的獲得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任何人都會在得不償失面前斷然止步，另作他選；如果了解到海外留學并非都是陽光大道、錦繡通衢，許多人可能會收起沖動，三思而后行。在生活中，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從來都是存在的，可惜人們往往在失去之后才會回味懺悔，竟至連衡量、判斷的機會都沒有。魏巍的人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警示。

“福岡滅門血案”震動中日社會，引起了很多變化。一方面，中日警方高度重視，展開聯合行動。中國駐日大使館首次設立警務組，直接參與福岡殺人案的調查、取證等工作，推動破案工作順利進展；另一方面，法務省入國管理局和警察廳等聯手加強外國人管理、打擊違法犯罪和非法就勞等，聲威并舉，成效漸顯。事實上，赴日留學不再是想像中的“天堂”，在日外國人社會的凈化、純化和優化，也有利于新的國際化社會的形成。

最高法院發布終審判決，“福岡滅門血案”塵埃落定，但并沒有終結一切。日本的留學事業仍在展開、國際化社會正在形成。如何防患于未然，不讓悲劇重演，不僅僅需要法律制度，更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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