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于在美小留學生月均花費5000美元(約合人民幣3.2萬元)的新聞引起各方關注。數額如此之大、揮霍程度如此之高，再次將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的小留學生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記者調查發現，小留學生所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有效的監管。 父母遠在國內，小留學生誰來管？學校？寄宿住所？還是華社？只要任何一個環節真正發揮作用，這些背井離鄉的小留學生狀況或將改變。
穿名牌、開豪車、講排場，這已成為一部分中國留學生的惡習，并慢慢腐蝕著小留學生的心靈。
據美國洛杉磯華裔居民張小姐透露，她的外甥幾個月前赴美留學，住在她家。一個學期下來，外甥的學習成績未見長，而每個月4000美元的生活費被他全部花光不說，就連信用卡都被刷爆，這讓遠在中國拼命為他掙錢的父母十分寒心。
記者調查發現，月均揮霍5000美元的小留學生并不在少數。上海的李女士告訴記者，為了讓15歲的女兒小雯能接受到國際化的教育，她與丈夫于去年送女兒前往加拿大溫哥華讀書。
“孩子小，在家沒吃過苦，就固定給她每月2萬元人民幣生活費，但這只持續了2個月。”李女士無奈地說，2個月后，小雯開始要求增加生活費，“2萬一個月還不夠，這錢怎么花的？”盡管心存疑慮，但為了這個獨生女，李女士還是再加了1萬元。小雯卻并沒有因此停止巨額消費，除了每月固定的3萬元生活費外，她還通過在加的親戚申請了信用卡。
身處上海的李女士越來越感覺不對勁，便親自前往溫哥華查個究竟，然而這一次加國之行讓她痛心。“女兒寄宿的宿舍里亂七八糟，堆滿了各種知名品牌的購物袋，這明顯不是學生應該有的環境。”李女士一氣之下訓斥起疼愛至今的小雯，一向乖巧的小雯卻頂起嘴來，還不時冒出各種臟話，李女士此時才痛心地發現送小雯出國的選擇也許是錯誤的。
李女士后來了解到，小雯在加的半年多學習中，經常與一些不求上進的小留學生混在一起，抽煙、喝酒、攀比，她手中的生活費化得如流水一般。李女士細數了小雯住所中的名牌包包，“不下十幾個，價值不菲。”
李女士激動地表示，自己要在國內做生意，沒時間照顧小雯，本以為可以通過親戚或者學校督促小雯，然而一切沒那么簡單。記者了解到，李女士與丈夫在上海共同經營一家公司，以他們的物質條件完全能滿足女兒的需求，但小雯的揮霍讓他們夫婦感覺未盡到做父母的教育責任。
小雯曾多次表示想回上海就讀，她說，“這里沒法跟上海比，天天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快憋出病了。”然而，盡管李女士很猶豫，但出于種種考慮，還是勸說女兒打消了回國的念頭，并承諾不會減少她的生活費。
專家提醒
送孩子出國讀書莫太早
在美從事出國留學服務工作10多年的專家戴立強表示，現在出國讀書的孩子明顯低齡化，這不僅意味著父母要為他們付出更多的金錢，他們自身也要從小就開始適應中西文化差異帶來的碰撞。很多中國孩子原來在家里受到百般照顧體貼，或是受到中國學校和家長的嚴加管束，生活和思想上缺少獨立性。如果為子女定下較高的目標，則容易讓子女受困，有的小留學生甚至有了多年的留學經歷，但最終還是會用一張假文憑去欺騙父母。
戴立強建議說，中國家長不要太早把孩子送出國外讀書，尤其不宜在初中階段以前就把尚未成年的孩子送出。如果一定要送出國，也應有針對性地對孩子所去國家的教育體制及發展情況進行全面評估，并仔細為子女全面受教育情況進行可行性規劃。
主責：
父母該正視金錢負效應
記者調查發現，多數送年齡較小子女出國就讀的父母，往往都有強大的資金支持。但小留學生出國時年齡偏小，極易沾染惡習。
加拿大公共衛生雜志文章顯示，在卑詩省，居住在寄宿家庭內的國際中學生相比本地同齡人，在身心健康方面面臨更大危險。這些小留學生吸煙、吸毒、早期性行為和遭受性虐待等的比例，均高于本地學生。
這個問題能否妥善合理地解決，父母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多數人認為孩子年齡太小不適宜單獨出國留學，年齡小的背后是孩子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往往較差，而這主要要“怪罪”到父母身上。
李女士雖意識到女兒出了狀況，但卻感覺無力挽回。她說：“我也知道這樣放縱小雯是錯上加錯，但叫我怎么辦呢？”
對于李女士表現出的無助，旅美學者崔斌認為，培養孩子是項長期任務，不能總停留在某一階段，或者將子女限制在父母為其制定的階段內不能跨越。崔斌強調說，從這些小留學生的家庭背景來看，大部分是有錢人家子女，物質上的縱容極易導致子女的嬌寵任性。現在，不少人的生活和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各種社會陋習的入侵也會隨之而來，建議小留學生父母要有效地尋求方法增進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夫妻雙方要有明確分工。子女的教育是一生存在的，父母不能因為受挫而放棄教育責任。
主力：
寄宿家庭當好“第二父母”
隨著小留學生數目的增加，除了學校會安排的全日制寄宿教育外，海外寄宿家庭生意也日趨火爆，受到眾多中國父母的青睞。寄宿家庭服務者實際上成為了這些小留學生海外生活的“第二父母”。
趙莉已經在美國從事6年寄宿家庭服務了。“寄宿家庭服務并不是簡單的日常生活料理，更多的是一份做父母的責任。”趙莉表示，她一直把小留學生當做自己的子女來照管。
為了更好地與小留學生打成一片，趙莉也制定了一些制度，簡單而清晰，“譬如男女不可進入彼此房間，并對男女進行樓上樓下分隔，就算是親兄妹也要敲門經對方允許后方可進入。”
面對這些小寄宿者，趙莉可算費勁了心思。“以前組織他們去看一場電影便可歡呼雀躍，而現在隨著網絡的發達，他們往往喜歡憋在屋里上網或打電話，明顯減少了對外交流的時間。”
趙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便想辦法通過網絡聊天的方式將他們重新集結在一起，“通過建立網絡聊天工具，發送短信，成功開展了多次野外活動“。
趙莉認為，寄宿家庭業者在從事這份工作之前應先認識到自己所要擔當的責任，如果只是完成提供食宿等基本工作，只會放縱父母不在身邊的小留學生，可能導致他們走歪路。
趙莉對曾經幫助過的一名叫李琦的小留學生印象頗深。“這小男孩剛來時脾氣暴躁、性格古怪，經常帶一些朋友進出住所。”趙莉意識到李琦結識了一些素質低下的朋友，出于好心，她硬著頭皮與他接觸。交談后，趙莉得知，李琦的轉變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父母對他的責怪，二是寄宿家庭的疏于管理。
趙莉說，李琦的父母經常會對他的學習情況與別人進行對比，造成他的厭倦心理；而寄宿家庭業主并未及時與他溝通，并任由他任性，導致他結交了不良少年。李琦父母為了幫他擺脫那些“狐朋狗友”，便換了寄宿家庭，讓他來到趙莉家。
為了讓李琦重新樹立自信心，趙莉通過尋求他父母配合以及開展各種集體活動，讓他再次認識到人家對他的重視。經過3個月的努力，李琦找回了自我，斷絕了與不良少年的聯系。
主管：
教育機構應完善管理機制
“推廣時吹得天花亂墜，真正到了才知道一切都是虛假宣傳。”上海的李女士憤怒地告訴記者，她不否認自己疏于對小雯的管理，但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海外學校自稱擁有“完善管理制度”的宣傳所蒙蔽。
李女士說，學校負責人曾對他們說“會根據需求安排寄宿家庭，并根據學期及年齡進行規劃”，而實際上在保證小留學生的日常生活、對其道德及行為規范的管理方面，學校并無太多實質性舉措。
記者在多所國外初、高中學校駐上海的辦事處了解到，他們對于學生的學習教育都表現出巨大的信心，但談及學生日常管理時則表現得模棱兩可，有的甚至坦言“力不從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國學校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告訴記者，學校所做的學生管理工作有時只是皮毛功夫，因為每個學生適應環境的能力不同，心理承受能力差距大，必然導致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參差不齊。學校以學習為主，對小留學生的日常生活打理基本無從顧及。若要細化管理工作，必然在師資配備方面出現缺口。
這位負責人稱，學校應與寄宿家庭的合作深入化，統一管理，對寄宿家庭業者水平進行規范化統籌。同時，應尊重學生的意見，定期聽取反饋。
旅美教育學家黃麗文表示，小留學生的管理問題需要引起學校的高度重視。“如果一個留學生出現問題，所起的連鎖反應可能給整個學校的正常教育管理運作帶來阻礙。”他建議各教育機構應加強對小留學生的輔導工作，及時給予正確指引，“必要時應主動出擊”。
主導：華社需落實助僑服務
華社的宗旨是為海外華僑華人服務，而該團體是否能夠在小留學生的海外生活中也發揮作用呢？在英小留學生小荷說，有的華社也會開展一些活動，但多數也只是娛樂，真正針對小留學生的活動少之又少。
記者了解到，有些華人社團會定期有針對性地舉辦一些與國內節日同步的團聚活動，會邀請一些留學生參加，但針對小留學生的活動幾乎沒有。
對此，有華社負責人告訴記者，活動需要經費和人手，但缺少相關部門的支持。這種舉步維艱的狀況，讓他們原先想針對小留學生開展的一些活動計劃成為泡影。
旅美學者崔斌認為，華社凸顯的作用應體現在各方面，小留學生作為弱勢群體更應受關注。華社需要有組織地開展類似關注小留學生的活動，引起家長的興趣。那些不惜重金送孩子出國留學的家長，為了自己的孩子，投一部分錢到華社活動中，也在情理之中。“當然，要有人先牽頭。”
延伸閱讀
所謂小留學生是指在各國的中、小學就讀的外國學生。年齡在12-17歲間，目前以13、14歲為最多。他們的父母都是中國的富裕階層，以高官、白領、高級知識分子和私營企業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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