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媒體報道，在日華人子女來到日本，在一種異文化的環境中成長，得天獨厚具有兩種語言的天賜和熟悉兩種文化的教養。不過，更有許多在日華人身在國際化的歷史大潮中，深感對世界各種文化與語言的兼收并蓄的人是新時代所急需的復合型人才。他們目光遠大，勇于克服感情的糾葛和退縮的情緒，積極送子女去第三國留學，培養出了一批具有國際化視野、掌握多種語言、精通多種文化的復合型人才。

華人之女成為澳大利亞公務員

老楊差不多是來日最早的新華人，他在1984年就公派來日本，那時他的獨生女兒就已經兩歲了。后來老楊公派來日本的工作期滿，他又回到了中國。1988年，他再次來日本自費留學，先讀語言學校，然后進入日本麗澤大學學經濟。

當時來日本的人都沒有把握是否能在日本長期居住，因為日本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別說加入日本國籍和得到永住權，就是拿一個簽證也是最長一年就要更新一次，再加上日本自然災害多發，土地狹窄，國民也沒有接受移民的心理準備和文化習慣，因此老楊想為女兒找一個更適合居住和發展的國家去生活。

那時他的女兒只有6歲，來日和父母一起生活。因為妻妹已經移居澳大利亞，他們就想送女兒去澳大利亞，妻子的妹妹也表示同意。

澳大利亞是世界中人均擁有國土面積最廣闊的國家之一，有多樣的自然景觀，經濟成就亦屬世界高度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5，并被瑞士信貸集團列為世界財富值最高的國家。健康，教育，經濟自由度，公民自由度與政治權利中名列前茅。同時其養老金制度、家庭子女補助金制度、病人救濟金制度、失業救濟金、孕婦補助金、全民享有免費醫療保健制度都吸引很多華人奔赴那片廣闊的天地。

雖然老楊和妻子都對年幼的女兒依依不舍，但是經過再三考慮，他們在女兒念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還是把女兒送到了澳大利亞，成為名符其實的“小留學生”。

女兒剛去的時候還是有些不習慣，但是到一個新的文化環境時年齡越小，也就越容易適應，女兒很快就適應了那里的生活。她隔一段時間也回日本和父母團聚。

從小學到大學，老楊的女兒讀書升學都非常順利，她順利考入澳大利亞的名牌大學，學習經濟。畢業后在澳大利亞的移民局找到了工作，成了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務員。生活穩定，工資比較優厚。

現在她已和一名移民局的白人同事結婚，取得了澳大利亞國籍，有了自己的房子。

由于澳大利亞地廣人稀，因此住房不像日本這樣狹窄，老楊女兒的住宅不僅房子非常寬敞，院子也有幾百平方米，還有自家游泳池。

現在女兒已經是一位4歲孩子的母親。澳大利亞公務員母親帶薪產假為18周，不帶薪產假為一年。老楊說：女兒產假結束后仍回到移民局繼續工作，不會像一般日本女子那樣，一有孩子后就容易失去工作。

女兒也經常帶著西洋女婿和混血女兒來日本看望老楊夫婦。老楊開車帶著女兒、女婿、外孫女游覽東京、箱根、橫濱等日本名勝；老楊夫婦也去過澳大利亞探望女兒一家，女兒、女婿帶領他們飽覽悉尼歌劇院、大橋、邦迪海灘、悉尼塔、Taronga動物園；墨爾本十二門徒、企鵝島（Philip Island）、金礦（Sovereign Hill）、聯邦廣場、皇家植物園的澳大利亞美景名勝……

老楊說：雖然當時在女兒小小年紀時把她送到第三國留學，對我們和女兒來說都經歷了一陣思念與惦念的煎熬，但是現在看到他們一家在那里無憂無慮地過上安穩、快樂也比較富裕的生活，我們覺得當時的選擇還是對的。

留學第三國都由孩子獨立完成

“在日華人家庭送孩子留學第三國，從經濟條件上來看，并非什么難事，但孩子是否適合留學，決定于孩子個性的成熟度和獨立能力。”居住在埼玉的柳先生去年把高中畢業的大兒子送到加拿大留學，他說：“確切說不是‘送’，而是是孩子自己的選擇。”

柳先生早年留學來到日本，后來在日本成家生子。大兒子在初中時，英語平平，也沒顯露出什么志向，后來大兒子喜歡上了足球，在初中和高中都是學校的足球俱樂部隊員，留學海外的最初念頭也來自足球。上高中后時，大兒子想去英國，“因為那里是足球的發源地，然后再去非洲傳播足球文化”。這種想法保持一年多，從那以后，大兒子學英語加倍努力，每次考試成績都在班里名列前茅。

高中期間，大兒子先后兩次參加學校組織的海外修學旅行，視野更加開闊，想法更加現實，他的理想變為“去聯合國工作”。為了留學，大兒子從高二開始就打工，除了學習英語，還開始自學法語和意大利語，留學目標也開始發生變化。他發現英國經濟不好，學費很高，畢業留在英國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難以定居。雖然美國是眾多留學生的首選，但他卻認為“美國存在霸權主義，社會也不夠安全”。在權衡利弊后，他發現加拿大對留學生的政策比較好，學費較便宜，國土廣大，相對容易獲得永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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