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75所高校學生參與了“占領華爾街”活動，許多高校校報發出呼吁，“我們這一代承受不起繼續把最好、最聰明的一批人運送往華爾街了”。不少人開始反思，為什么高校文化中會將金融類職業視為“聲望”與“智慧”的象征。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一些頂尖大學的學生已經高舉起反銀行行動主義的條幅，抗議華爾街到校園進行招聘。昔日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因高薪而顯得風光無限的工作，如今卻被認為是“為吸取靈魂的公司賣命”。

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生認為，對于職業的選擇，金錢已不足以使人放棄對工作的價值和意義的追尋。

大學生并不是唯一持此觀點的群體，許多高校校報也成了反對華爾街的急先鋒。《耶魯每日新聞》的一篇文章指出，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們之中這么多人進入了基本上不生產任何東西、不能幫助別人，也并非我們明確熱愛的工作行列。

哈佛大學校報《哈佛深紅》上，校友大衛·溫菲爾德在題為《抵制華爾街》的專欄文章中，直接以“無恥”來形容金融業，并建議哈佛畢業生“干脆放棄在華爾街找工作”，轉而“可以為非營利機構工作，如政府、智庫，可以成為工程師、企業家、教育者、環保人士、記者、藝術家……”他認為，這些職業可能不像投資銀行那樣能夠得到很高的經濟回報，“但我保證，它們不會讓你像那些獲取不正當利益的同儕一樣索然無味”。

《斯坦福校報》10月11日的專欄文章《制止華爾街招聘》中，也呼吁“我們這一代承受不起繼續把最好、最聰明的一批人運送往華爾街了。在我們一生中，美國和世界面臨著許多挑戰，從氣候變化到全球貧困問題，我們需要這些頂尖人才致力于解決這樣的問題”。

在經濟危機后的2010年，美國金融服務業仍舊吸納了20%的哈佛畢業生以及15%以上的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畢業生。這是除咨詢業外比例最高的行業，其比例約已達到以前的三倍。針對這一點，《斯坦福校報》的專欄文章寫道：“在金融業幾乎造成第二次大蕭條的三年之后，我們國家的頂尖大學依然是這些不計后果的機構的主要人才訓練與輸送地。”

對于如此的職業選擇，媒體無情地把矛頭對準了大學的就業服務機構。“大學應該對此負責。至少，大學被動地允許了大銀行對本校學生招聘的支配；更何況，它們還在熱心地宣傳這些公司，鼓勵學生步入金融業。迄今高校的職業發展辦公室還在接受財力雄厚的銀行的捐贈，為它們提供特別的招聘途徑。比如，斯坦福大學的職業發展中心最近還將高盛資產管理公司定為"黃金搭檔"，而不顧這家公司正因違法交易而受到聯邦調查。”并且，在精英大學營造的文化中，仍然將金融類職業視為“聲望”與“智慧”的象征。

為什么精英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些卻成為了投行、對沖基金等機構“非人性化”的中流砥柱？這些學生在校期間也接受過高等教育，為什么畢業后卻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

美國的大學體系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產之一。它受益于納稅人的支持，以知識和人力資本的形式提供無價的公共產品。大學應該停止服務于不計后果的銀行和對沖基金，不應成為它們的職業訓練基地。”斯坦福大學的伊萊·波拉克說，“這是與高等教育的責任和公民教育目標相背離的，現在已經到了嚴肅去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一位美國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認為，高等教育界需要探討如何培養更多在公共服務、企業和科研領域從事有社會貢獻職業的學生。最近有一些好的趨勢，如對從事公共服務的法學畢業生免去貸款。大學應當考慮類似的激勵措施，設計有前瞻性的長期戰略，來鼓勵學生選擇其他職業。

美國高校設置學生就業指導中心，其任務并不只是實現就業，而是要幫助學生職業發展。通常來說，學生咨詢中心在職業發展方面為學生提供職場價值判斷、自我認識、處事技巧和職業選擇能力培養、確定學業和職業目標等方面的幫助，就業指導中心則更側重于職場準備和求職等方面的培訓和幫助。

就業指導中心開展的具體活動，包括舉辦校友與學生經驗交流會、研究生院信息交流會、求職招聘會、校園現場面試等，通過現場或網絡的方式為學生和校友提供包括職業規劃、簡歷和求職信寫作、職位信息發布以及協助聯系就業職位等服務。此外，還通過管理“聯邦工讀獎學金”、合作教育、行業實習和其他校園兼職工作，提供給學生大量實踐、鍛煉和探索的機會，學生不僅可以從兼職工作中取得一定收入，還可以由此實現從學習到工作的順利轉變。

大學本科排在第一位是金融專業。根據美國大學與雇主協會發布的調查報告，2010年春季畢業生平均起薪為47673美元，這個數字較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48515美元低了1.7%。但一些熱門專業畢業生的起薪仍有增長。在商學院本科畢業生中，主修金融和會計專業畢業生仍是就業市場中的佼佼者，他們的起薪都比2009年同類專業畢業生要高，金融專業畢業生平均起薪為50546美元，比2009年畢業生增加了1.6%。

這一點也不奇怪，學的就是如何賺錢，在職業生涯中還能不賺錢？替老板賺錢就等于為自己賺錢。華爾街整個就是一個玩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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