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包括北京在內的多個省市開始“拿英語開刀”了。他們或下調高考英語分數權重，或提出“小學三年級前不開設英語課”。

對于這些“改革新舉措”，贊賞者有之，憂慮者亦有之。

其實，你考或者不考，英語就在那里，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中國和中國人走向海外的必然選擇之一。

如果從1862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同文館教授英語至今，英語教育在中國已經走過了150余年。其間，英語地位的變遷和我們對英語態度的變化，勾勒出的不僅僅是一門語言在他鄉的經歷，還有我們自己走向世界的腳步和輪廓。

回顧英語在中國一個半世紀的起落沉浮，幾乎是中國近現代史風云變遷的一個縮影，而這門外語被搬上中國學校的課堂后，所引發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更折射出國人心態的微妙變化。英語教學從何開始，因何興衰，緣何延續？翻開這門外語在中國150年的歷史，或許能為我們解答當下中國“英語難題”提供更全面豐富的視角。

若追溯古代中國最早的外國語學科，有證可考的是建于1289年元朝的“回回國子學”。后有明朝的“四夷館”，前清的“俄羅斯文館”。不過所教語種局限于波斯語、俄語等與中國接壤的少數幾個國家的語言。直到鴉片戰爭后，當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敲開清王朝的大門，英語才作為一門外語列入學校必修課程在全國范圍內盛行起來。

光緒帝的英文識字課本

今天的人們如想學習英語，最不缺乏的就是學習資料，更不用說鋪天蓋地宣傳的英語培訓機構。但在一個多世紀前，即便是大清帝國的皇帝要學洋文，想要一本英文入門課本都非易事。

戊戌變法前，清光緒帝為更多了解西方，決定學習英語，卻苦于找不到入門的教材。為此有大臣專門到匯文大學尋找英文識字書，恰好一位教授從美國為自己的女兒帶來一本英文識字課本，就送給了光緒。

坐落于崇文門的這所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在1870年創辦，是第一批在華傳播英語的教育機構之一。而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歷史最悠久的是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

經歷了閉關鎖國而被動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認識到了解西方要從語言開始。正如恭親王奕欣在《奏設同文館》中所書：“以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識其文字，方不受人欺。”京師同文館也因此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1901年并入京師大學堂，即后來的北京大學。

1902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全國的中小學堂外語課以英語為主，該章程于1903年正式實施，由此開啟了我國全國規模的外語課以英語為主的先河。一時間，翻譯西文、向西方學習之勢蔚然成風，英語教學開始初具規模。

全英文授課的教會學校

在最早期的教學機構里，就已經出現后被稱為“浸入式”的教學方法：部分教會學校全英語授課，學生從穿衣打扮到言行舉止全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重西學而輕國學之風更多是殖民主義的時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約翰大學，在1918年把中文課全部改為選修，撤銷中文部，所有課程一律用英文教學。這使得該校在當時屬于西化程度最高的教會大學。曾在此就讀的林語堂回憶說：那時圣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這所學校過分偏重西學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傳中如此感嘆：“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淚沖倒了一段萬里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

《英語對中國的歷史性影響》一書的作者牛道生指出，彼時的英語教育更多強調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而較少觸及通過英語這門工具向西方傳達中國的文化的作用。但是教會學校的英語教育在中國的近代發展史中具有兩重性。它們在將西方殖民主義文化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西方的一些現代文明成果和先進科學技術一起帶進了中國，為長期接受封建傳統教育的中國人打開了一個借以了望西方文明的窗口。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