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來看新聞，原來闖入努瓦克機場的男子是一個中國留學生，為的是和自己的女朋友吻別，當然，他沒有想到，現在風頭火勢的，導致機場關閉了六個小時，所有的乘客要走出來，重新過一次安檢，如果沒有意外的話，當中包括他的女朋友，也是行程受到影響的一個，當然，那個時候，他和他的女朋友都不會知道，一切因他而起，說不定還在抱怨機場的麻煩。

警衛當然也有責任，掛著講電話，沒有履行好自己的指責，總是有人會不守規矩的，因此才需要管理。如果管理者不作為的話，那么規則只是一紙空文。

有規則的好處，，是能夠降低社會的成本，受惠的是每個人。比如大家開車，如果都遵守交通規則的話，那么車子再多，也不會出現人為的，堵在馬路中間互不相讓的情況。只是很多時候，大家都有些自私，總是想讓自己快一點點，方便一點點，不會想到因為自己一個不受規則的行為所導致的后果，可能是損人利己，也可能是損人不利己。

因為這樣，就有了管理者，而社會賦予管理者的權力，在于盡忠職守，以及不被濫用，而為了讓管理者做到這兩點，就有了監督的需求。就好像努瓦克機場，沖入禁區的男子有責任，沒有阻止他進入的警衛，同樣也要承擔責任。

至于規則是由誰來制定？這需要一個制衡的機制。雖然大家已經接受了機場安全檢查這樣的規則，但是安全檢查的程度還有方式，則并不是簡單的由管理者來說了算的問題。就好像在美國推行的新的全身掃描系統，歐盟的一些國家就不干了，認為侵犯了個人隱私，甚至會和現行的法律沖突，爾在美國，爭論同樣很大，爭論的結果，或許最終會訴之法律，比如有人或許會起訴當局侵犯隱私，讓法庭做一個裁定，在過往，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糾紛無法透過討論，輿論等來解決的話，法庭最終扮演仲裁的角色。這就是法治社會。

當然，能夠扮演最終裁定者的法庭，前提是具有公信力，不被質疑的，也就是說，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接受認同和接受的。所幸香港的法庭正是這樣。這些天香港炒的沸沸揚揚的，是港大女生陳巧文被警察拘捕的事情，因為這位女孩涉及元旦游行期間的一宗襲警案，現在已經被保釋。接下來的，如果檢方提出控告，那就法庭見。在進入司法程序前，各方都可以為自己進行辯護，或者批評對方。比如警方作為管理者，覺得有責任對任何違反了法例的行為采取行動，陳巧文作為被管理者， 覺得警方是針對性執法也好，社會各界也可以表達各自不同的看法，甚至旗幟鮮明的站隊。

法庭的裁決，總會有一方覺得不滿，所以才有了上訴的機制，但是這又不是無限度的，所以有了最終裁決。法庭的裁決，能夠讓各方接受，這是基于大家對法律的信仰，相信法庭是公正的，不是為某個集團說話的。盡管法官個人的價值取向，會影響到一些案件的審判，畢竟法率雖然有明文規定，但是詮釋起來還是會有偏差。但是人們相信，法官們是出于信仰，不存在偏幫，也就避免了把司法政治化。

雖然香港擁有自由，在民主進程方面比不上臺灣，但是香港有讓臺灣羨慕的寶貴資產，那就是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不像臺灣，還沒有完全撇清政黨政治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何，當終審法院大法官李國能說要提前退休，會對香港社會產生震動，同樣的，當外界關注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對于美國人來說，大法官的任命，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上星期，李莊案有了一審判決，對于李莊案，媒體，法律界，法學界的關注度極為一致的高，而且聲音不多不少偏向了李莊。對于涉及司法的個案，我總覺得，作為對法律條文，程序不熟悉的人，不應該貿然的發表看法，一切應該從法律角度出發。而且，如果大家真的如此關心司法的程序合法性，那是否也不應該遺忘其他的普通民眾?比如福建的三位被羈押的網民?法院說，申請延長了一個月的羈押期，但是1月7號已經期滿了。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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