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從政：1999年至今，北京有超過400名的處級以上官員接受了海外培訓；上海在這方面比北京早走了10年，它最近的一項計劃是：通過國外學習方式，為政府培養100名高級專業人才；在廣東省，300名官員將在5年內(1999-2003年)赴美國和加拿大高校學習；與之毗鄰的廣西從2001年起每年派出55名機關干部到西方接受超過15個月的培訓；而地處中國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來也從報名的381位縣處級以上官員中，選派了57名，分期分批送往美國馬里蘭大學接受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知識的專門培訓。

這些開拓了視野、更新了觀念的官員陸續從海外歸來后，大都被委以重任。

一場悄然涌動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海外培訓熱潮，給未來中國的政府管理和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深刻變化的可能。

最大規模的官員培訓計劃

1999年至今，北京有超過400名的處級以上官員接受了海外培訓，上海在這方面比北京早走了10年。8月，炎熱的夏季剛剛過去，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KSG)里，出現了近50位陌生的“中國面孔”。KSG亞洲部執行主管Julian Chang說，這是在哈佛集體出現中國人最多的一次。

這近50位中國學員，全部來自于中國各地政府部門，他們來到這所世界上最好的，以“為21世紀準備領導人”而聞名的學院，源于一項在今年1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以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三方共同敲定的培訓計劃。這項計劃被外界稱為是針對中國官員的“最大規模的海外培訓計劃”。

中組部直接推動

計劃的具體內容是：三方將在以后的5年內，共同持續開辦針對中國政府官員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MPA)，每年一期，每期為中國政府培訓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員。這意味著5年時間里，將有300名中國官員接受哈佛大學國際化的MPA培訓。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黨委書記田芊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介紹，這一計劃的動議來自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1年年底，中心提出舉辦培訓班的構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學機構，要進行培訓，必須尋找教學機構作為合作伙伴。”田芊認為，之所以選擇清華，是因為剛成立一年多的清華公共管理學院沒有傳統的思維定式，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變”。

當然，還有兩個因素對清華有利：清華擁有眾多國外學習背景的教師，理念更易與國際接軌；同時，哈佛此前與清華在合作招生、交換訪問學者領域的交流已相當順暢。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院長約瑟夫·S·奈，就受聘為清華公共管理學院的顧問委員。

與此同時，來自北京市組織部的采訪則表明：這個龐大的培訓計劃，事實上是由中組部干部教育局直接推動的。北京市組織部干教處處長何昕告訴《商務周刊》，這次首批奔赴哈佛的49名學員，產生自中組部在今年伊始的由全國百余名省部級、廳級干部參加的錄取考試，而參加考試的人選又是由各地方組織部門推薦的。最終名單，由三方各派2名代表組成6人評選委員會確定。

“挑選標準非常嚴格。”作為評選一方代表，田芊介紹說，中選者必須同時滿足如下條件：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相當于大學英語四級的英語水平；在本崗位有至少兩年工作經驗；年齡在45歲以下；地市級或司局級以上國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級干部，年齡則可適當放寬。

這些人中也有側重的對象——中青年干部為主，地方干部為主。記者了解到，在首批確定的60人培訓名單中，中央官員只有10個名額。

對于這項培訓計劃的背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表示，“入世之后，如何能讓官員們在短時間之內，增加必要的知識，開闊眼界，更新手段，轉變觀念，我想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作為中國政府最大的智囊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自然承擔了這個“現實問題”。2002年1月，三方正式簽約。Edward Cunning，哈佛大學KSG中國項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承認，這是哈佛歷史上針對某一國政府官員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培訓計劃。

“我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Edward強調，哈佛有必要盡所能，“幫助他們豐富經濟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識，擴展他們的戰略遠見，以便使他們有效地應對變動中的公共政策環境。”

海外再造各地風行

事實上，中國官員海外受訓的熱潮，并非肇始于哈佛培訓計劃。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員境外培訓于1999年就正式開始，到現在已經有超過400名的北京市處級以上官員接受了海外培訓，其中包括局級官員100多名，處級官員300多名。北京市組織部干教處處長何昕接受本刊采訪時透露，北京市的目標是：從1999年起的5年時間里，達到40%的區縣級領導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備接受過國外較長時間培訓的背景。

為此，北京市政府與十幾所國外院校達成了合作協議，包括馬里蘭大學、羅斯福大學、伊力諾斯大學等美國的五六所大學，以及加拿大的約克大學、蒙特利爾大都會學院，英國的米德爾賽克斯大學，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大學等等。官員們往往根據自己管理的領域選擇專業和培訓地點。

進入10月，北京市處級以上官員都將接受一項英語測試，這已是每年10月的“京城必演節目”，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境外培訓儲備后備力量。

盡管如此，何昕指出，與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的步伐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最近的一項舉措是在去年制定并實施的一項培訓計劃，用3年時間為政府部門等50家機構培養100名高級專業人才。

一位參與實施計劃的上海市政府官員告訴記者，他們將把人員送往西方發達國家，學期半年，內容以專業調研和案例實習為主，從文化、價值觀念、不同的法律體系等角度，讓中國受訓人才全面了解國際規則。

和北京幾乎同時啟動官員培訓計劃的還有廣東、廣西等地。從1999年開始的5年中，廣東會有300名干部赴美國和加拿大的高校學習；廣西則從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機關干部到發達國家接受15個月的培訓。

而經濟并不那么發達、地處中原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也從報名的381位縣處級以上官員中，選派了57名優秀年輕干部，分期分批到美國馬里蘭大學接受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知識的專門培訓。記者了解到，這些有了更寬視野、更新觀念的干部陸續歸來后，大都被委以重任。

至于中央部委高層官員參加國外的相關培訓，中組部干部教育局的一位官員告訴本刊：“計劃開展已有四五年時間，雖然數量并不那么多。”

記者還從國家外專局了解到，該局的“中國高級行政人員赴美培訓項目”已經實施近5年，先后派出了5批高級行政人員赴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學習。總共49名高級行政人員分別來自政府機構、金融機構和國有大中型企業，大部分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高級行政干部。

隨著中國官員奔赴海外培訓的數量激增，國外教育機構也明顯感受到了變化。哈佛KSG亞洲部執行主管Julian Chang說，“盡管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KSG里就出現了中國面孔，但大規模的、有組織的中國集訓，是在1996年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政府選派的培訓計劃外，還有一些政府官員是自己考取了MPA(公共管理碩士)，雖然這部分的人數相比很少。

哈佛式官員教育

遺憾的是，由于國發研——清華——哈佛的培訓計劃，今年是第一批，而且本刊截稿時這批學員正在美國，因此他們接受的“哈佛式管理教育”內容如何，尚不知細節。

《商務周刊》為此采訪了北京零點調查集團董事長袁岳，他曾于2000年開始在哈佛肯尼迪政治學院(KSG)MPA班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學歷培訓。“規格極高，終生受益。”這是他對那一年留學經歷的概括總結。

在哈佛KSG學院MPA班，有一節叫“高層領導管理藝術”的課，而請世界各國的相關的最高層領導來講授這堂課是學院的“習慣”。

“比如有一課講到國家利益沖突的問題，學院會請國家利益沖突特別突出的一個國家領導人來給我們上課，當時這節課請來的是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袁岳說，拉莫斯在課堂告訴學生，在馬科斯下臺時，時為總參謀長的自己為什么選擇支持民主力量，當時的具體背景又是什么，他的背后有哪些力量支持等等“內幕”問題。

“我們的一位教授是美國四任總統的顧問，他給我們講，在美國，總統是怎么被包裝出來的，他平時如何幫助總統進行決策的。”袁岳說，他的導師就是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顧問。

一開始，這種重量級的人物出場會帶給學生強烈的新鮮與激動，而后來，部長一級的人物“已經無法引起我們的興趣了”，因為一年下來，“40多位總統、總理級的人物來給我們上了課。”

而在哈佛的其他課程也會給學生帶來興奮。談判課，是哈佛MPA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授課的蒙代爾教授很有名氣。”袁岳介紹說，上談判課時，學生結成小組，對需要談判的情景進行模擬。

袁岳的班級曾經討論過北京的平安大道是否應該建設的案例，代表“修”和“不修”兩種意見的同學充分辯論以后，再共同分析自己在談判中應該改進之處，然后，老師會拿出一個“最佳實踐”，也就是歷史上哪國政府曾經做過類似的成功談判。

人力資源課的一些內容則讓中國學員們大跌眼鏡。在這門課上，老師告訴學員，人力資源管理首先不是管別人，而是自我認識、自我管理。每個學員都會通過做一些心理測試題來反觀自身。

“有一套題是讓大家分別描述自己是怎么樣一個人。”袁岳說，“這套題不僅僅由自己來描述，還請你的好朋友、競爭對手、普通朋友來描述。”結果是，中國學生發現：自己和其他3個人的描述大不一樣。

袁岳認為，這些讓同學們反觀自身的題目和訓練，非常重要：“事實上，不管哪個國家的官員，都容易以自我意志為中心，對于中國受訓者來說，尤其要明白政府官員是應該以社會的標準來樹立自己形象的。”

在他們整個學習過程中，這樣的練習在不同的課上反復出現，有時甚至是長達400、500個小題的EQ測試。學習到最后，大多數學員不斷提升的感受越來越強烈。

北京市第一位參加哈佛培訓的官員，現任宣武區區長魯勇，在哈佛接受了為期一年的培訓后也認為，“在那里，中國同學們學到了非常多的實用知識，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

這位已經從海外歸來的36歲年輕官員，正嘗試著把學到的觀點用到實際工作中去。他改變了區政府過去單純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辦法，轉而致力于優化本區的資源，推動主導產業的升級和調整。

《商務周刊》專訪KSG亞洲部執行主管Julian Chang了解到，中國官員在美國的培訓重點將是學習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論和工作方法，課程的設計將充分利用哈佛的教學資源，廣泛介紹國際經驗和案例分析，學習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管理技能等，案例教學占有很大比重。此外，非政府組織作為社會管理的第三種力量，也將在教學中涉及。

據清華大學項目組介紹，首批培訓班為期3個月，今年6月開始在清華先期培訓6周，其中3周由從美國趕來的哈佛教師教授，3周由清華老師教授。在清華的課程表上，可以看到公共財政、公共政策、國際發展攻略，除了這些現代公務員的知識構架，清華還開設了由胡鞍鋼教授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與理論》。田芊解釋說，這是為了讓學員在掌握現代公共管理知識的基礎上，充分地結合我國的特殊國情，作出切實有效可行的決策。

之后，學員奔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行為期6周的培訓。

記者了解到，這個越洋培訓計劃的費用相當高。在哈佛進行2周的短期培訓，每人就需大約7500美元。據悉，在中國學習的費用由設在國發研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支付(150萬元人民幣)，在哈佛的學習費則由美國安利公司贊助(100萬美元)。

轉型政府的選擇

對于這股從中央到地方涌現的政府官員海外培訓熱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張國慶教授稱之為“中國政府新時期人才發展戰略的重要補充”。“中國正面臨雙重的艱難轉型，”張國慶指出，“政府必須由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轉軌到市場經濟狀態下的服務型政府，同時還要應對全球化對政府職能的挑戰。”

中國的政府官員向來講究“五湖四海”，來自各行各業，幾乎沒有經過專業技能教育，而更多的依靠傳統經驗，尤其是行政權威進行管理。一般官員技能的培訓主要有兩種：各級政府舉辦的培訓班，多由黨組織進行，但并不系統化，政治學習重于專業教育；此外就是大學進行的管理培訓項目，主要是基于計劃經濟的技能培訓。黨政干部培養基本上立足國內，派遣留學生、交換訪問學者和邀請外國專家往往只集中于經濟和科技領域。

“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對于熟悉當今國際通用規則、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高級管理人才的渴求。”張國慶說。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了。

50年代、60年代，一批留蘇的中國官員對中國經濟模型的構建作用極大，但現在的政府官員要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公共事物管理，首選是去西方。“因為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理念，決策需要有一個嚴格的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從政策問題提出，到論證、決策，再到讓誰去執行，非常規范。”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黨委書記田芊說，“雖然由于政治體制的限制性，任何國家的政府官員只能本國制造，但是不應該排斥從國外學習先進的公共管理技術。”

“這是國家的一種戰略舉措，這一進程不應停頓。”張國慶重申，“它將給未來中國的政府管理和經濟發展模式帶來深刻影響。”

36歲的“海歸市長”

34歲的陳偉剛剛回國，就被聘任為威海市政府市長助理，一年后升任副市長，這在中國政壇上鮮有前例——一個年輕的“海歸派”在很短時間內被委以“如此重任”。

9月10日，經過多方聯系，記者見到這位當年由中央統戰部和人事部舉薦回國的年輕副市長，他正在濟南的山東省委黨校學習。

當選留學生領袖嶄露頭角

中等個頭、皮膚微黑，圓臉上架著一副眼鏡，言談舉止間，頗有書生氣——用語非常禮貌，而且一直面帶微笑。

像許多聰明能干的人一樣，陳偉能很快判斷出重點，并直接切入正題。但是，面對記者，他話語不多，一旦涉及到自己，就立刻閉口不提。

他的低調也許緣于這樣一個事實：他是全國第一位“引進的”、直接進入地方政府領導職位的高層次留學人員。

在中華海外聯誼會的一份報告中，陳偉的出現被評價為“開創了海外青年高層次人才回國參與祖國建設的新模式”，“表明了黨和政府的一種態度，即對海外留學人員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在中國選拔政治官員的風向標上，陳偉算得上是一名符號性的人物。

陳偉的履歷，被他的朋友笑稱為“光明大道”。至少從表面看，這位大學時期就加入共產黨的浙江金華人，的確是“一帆風順”。

27歲時，陳偉取得華東理工大學工業自動化專業博士，畢業后被國家人事部門選派，前往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深造，獲得第二個博士學位——經營管理。此后，他在日本歐姆龍株事會社擔任部門主任，還兼任大連有限公司的總工程師。

與《在日本留學的日子》里那些艱苦悲涼的故事迥然不同，陳偉留日期間，通過考試獲得了日本政府的一筆豐厚獎學金。陳偉說，“這筆獎學金的金額比一些日本當地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工資還要高。”經濟上的無憂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活動。

“當時，我感到的壓力是在科研和工作上。”陳偉說。

1998年2月，中國國內媒體報道了一件發生在日本的新聞：全日本中國在職留學人員聯誼會成立(后改名為中國留日同學總會)。作為發起人之一，陳偉擔任會長。這個會后來成為海外青年學者中最大、最活躍的專業人士組織之一。

1999年，在歐美同學會會刊冬版，陳偉發表了一篇名為《海外學人進入國家創新體系的思考》的文章。文章認為，中國政府應重視留學人員的價值，并舉例美國如何利用各國留學生(包括中國留學生)在科技方面獲得了豐厚的收益；就連一向保守的日本企業，也開始利用外籍人員開拓海外市場云云。

這篇文章還鼓勵留學人員歸國創業，稱當時的環境對他們來說可謂“天時、地利、人和”。

作為一名留學生，陳偉當然也了解同伴們不愿回國的原因：他們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國內的工作生活環境，更不了解國內目前的發展情況。

在中華海外聯誼會的一份交流材料中，陳偉署名的一篇文章介紹了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提出的一個概念，叫做“軟著陸”——幫助那些心意未決的留學生在做出選擇之前，通過各種形式，包括短期回國、網上聯系、學術交流等，與國內發生形式松散但內容密切的聯系。通過這種“短期為國服務”，留學生們可以對國內環境漸進熟悉，從而選擇是留在國外，還是回到中國。

從1998年2月到年底，留日同學總會共舉辦了37場學術報告會，組織4次短期歸國服務團。至今，有500多位會員回國工作，其中6位博士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人才項目，3位成為“長江計劃”學者。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之前參加過“短期服務”，最后實現了“軟著陸”。

參與國內政經獲得高層賞識

與那些在國外傾盡全力融入當地社會的留學生不同，陳偉在留日期間，卻緊密地加強與國內的互動。

他領導的留日同學總會通過各種方式參預“國事”：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經濟建設建議，參與國內科研項目研究，為一些機構介紹國際學術動態，或者干脆把技術和項目引進回國。

從1998年開始，總會每年都要在日本召開一個國際研討會——“留日學人與21世紀中國發展國際研討會”，迄今1100多位海外學者參加此會并提出了900多篇提案。

1998年，100名留日博士編寫《21世紀中國發展建議書》，內容涉及環境科學、材料科學、生命科學、及社會和產業發展。這本書引起了國內高層的關注，一些部委指定它為干部閱讀書目。而另一本由總會編寫的《日本中小企業管理案例》，后來成為國家經貿委廠長經理培訓的教材之一。

但這個總會的角色絕不僅僅局限于扮演留學生與中國的“紅娘”，它同時是一位游走于中日政府之間的“民間大使”。由于總會的社會脈絡，陳偉在日期間，與日本政府和一些團體建立了不錯的關系，他曾協助促成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文部大臣、通產大臣、農林水產大臣等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到中國的訪問。1998年5月，在留日同學總會的努力下，日本自民黨的一些少壯派議員由陳偉帶隊，對中國進行了訪問，這次訪問被稱為近年來中日民間外交的一大突破。

這些顯著的社會活動，使陳偉在留學生中形象突出，他頭上的頭銜也越來越多——全日本中國留學生會主席、中華全國青聯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國家醫療器械專家委員會委員、日本國建設省21世紀社會與生活委員會委員，此外，他還是華東理工大學的一名兼職教授。

陳偉等人的努力，也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認可。2000年12月25日，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總會組織的第18次為國服務團的海外留學人員代表(包括陳偉)，并與之進行了座談。

統戰、人事兩部舉薦進入政界

2000年底，只有34歲的陳偉剛剛回國，就被聘任為威海市政府市長助理，這在中國政壇上是鮮有前例的——一個留學生一回國就能登上如此“高位”。

事實上，當時中國政府剛剛頒布了吸引高層次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新規定，陳偉是在這個形勢下，由中央統戰部和人事部推薦回國的。

他的政壇捷報才剛剛開始。擔任市長助理兩個月后，2001年初，陳偉就被聘任為威海科技副市長；一年之后，又擔任威海市委常委、威海副市長、黨組成員。目前，陳偉是山東省最年輕的副市長，也是有名的“雙料博士市長”。

陳偉的施政思想和管理方式，帶有濃厚的“留學后”色彩。他很自然地試圖將威海市帶入國際舞臺。尤其是他的留日背景，在回國從政后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威海市外經貿部門的一位翻譯介紹說，陳偉就任市長六七個月以來，已經先后有兩批40余名日本企業家、金融家到威海考察，而他未到任之前，威海一年也難得見到幾個日本企業方面的人。有人開玩笑稱他是對日外交形象大使、威海的推銷員。

陳偉日本留學4年，廣交朋友，這筆資源幫助威海市完成了近年來最著名的舉動之一——召開“2002年東亞經濟論壇”。這個包括中國、日本、蒙古、韓國等遠東地區內大部分國家參加的論壇，在東亞是第一次舉辦，陳偉擔任論壇組委會主任。而此前，僅山東省就有好幾地在競爭會議的主辦權。

而論壇對威海的發展也多裨益。陳偉的想法是：“(舉辦這次論壇)有利于提升威海的城市品牌，也有利于威海的經濟合作，鍛煉威海對外開放隊伍。”

“舉行經貿洽談活動是我們舉辦論壇的歸宿。”陳偉介紹說，“論壇結束后十幾天，日本貿易中心組織了100多家日本企業來威海考察洽談，今年下半年這樣的活動還有很多，可以說是‘月月有活動、日日搞招商’。”

這次論壇上發生的一個小插曲，令威海市公眾初識了這位年輕副市長的“風度”。一位日語翻譯在為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做翻譯時，頻頻出錯，陳偉當場糾正了他好幾次，最終親自出馬，翻譯完該采訪全程。

一名會議工作人員說，陳市長對英語也很精通，當把與會嘉賓的名單給他看時，他一下子就看出了翻譯上的錯誤。

2002年4月，由陳偉擔任會長的中國留日同學總會發起并參與組織承辦的首屆“中國山東·海外百名博士創新周”舉行，此次活動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人事部、國家科技部、國家教育部支持，由山東人民政府主辦。在此次活動中，來自日本、英國、法國、美國等世界26個國家、32家海外留學人員組織的126位海外博士齊聚山東，與山東省的2000多家企業、科研院所、高等學校進行了項目洽談和有關的咨詢。

陳偉身邊的工作人員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勤奮的年輕人，有一種干什么事情都雷厲風行的勁兒。到威海以后，陳偉每個周六日都下基層跑企業，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或休息房間里看資料、看文件，直到很晚。率團訪問日本期間，代表團用幻燈片介紹威海。從布線、放電腦、調幻燈都是他一個人完成，以至于日方錯將他看成一個勤雜人員。

與他大膽開放的工作作風相比，陳偉在為人處事方面卻異常謹慎低調。陳偉說留學人員有一“大忌”：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留學光環，把自己定位為國外回來的洋博士。他基本上不接受記者對他本人的采訪。

“這些工作都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了的。它們都是集體的力量。”被記者堵住的陳偉，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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