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開始，北京某小學承諾，為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將不留家庭作業，并且學生放學回家不許背書包。叫好的人認為，學校肩負起了更多的責任；懷疑者表示，不改變應試教育的觀念與體制，減負只能是一句空話——

新學期伊始，“減負”的話題再次擺在學校和家長面前。

北京市某小學的家長開學之初接到了來自學校的通知，學生周一帶書包來上學，平時放學一律不把書包帶回家，直到周五才能把書包背走。學校承諾，為減輕、減除學生課業負擔，絕不留家庭作業。

書包與減負，相關度有多大？家長們又有何反響？

不背書包，能否“減負”

下午3點10分，該校放學鈴聲響起，學生們陸續走出教室。與其他小學一、二年級學生不同的是，他們都沒有背書包，取而代之的是每人背著一個小布袋。“老師不留作業，我的書包、課本都放在教室后面的柜子里，不用拿回家。”一名該校一年級男生告訴記者，“我和同學們的袋子里都沒有書，特別輕。書包只在周五背回去。”

對此，學生家長王艷表示支持：“學校這么做并不意味著放任，而是想肩負起更多的責任。我們愿意嘗試一下。”

然而，持懷疑態度的家長也有不少。有網友提出：“適當、少量的作業有助于一年級的孩子鞏固學習成果。”一位二年級學生的媽媽則表示，不背書包的后果是家里再備一套課本。

近年來，為了給學生減負，教育部門費盡心思，推出了各項舉措。福建省龍海市浮宮中心小學、浙江省寧波新城第一實驗學校都采取了“不背書包”的舉措，貴州省凱里市教育局明文規定了各年級的書包重量。2013年8月，號稱“史上最嚴減負令”的教育部《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出臺，其中對作業、考試、補課等作了嚴格限制。

政策重拳頻出，“負”減下來了嗎？

“不好意思，剛剛把孩子從興趣班接回來。”晚上7點，山西太原家長尹潔匆忙地接起了記者的電話，她表示，兒子剛剛進入三年級，作業比頭兩年多了，常常要做到8點，“才三年級就這么累了，往后啥樣都不敢想。”

不變的“減”，變化的“負”

圍繞“減負”的討論和探索由來已久。

從1964年教育部發出要求“適當減少課程門類、每周上課總時數”通知，到2004年教育部提出“減負”的“五堅持、五不準”，推動減輕學生課業壓力，再到去年的“史上最嚴減負令”，我們的“減負”已經走了半個世紀。為何每一次“進步”的政策，都無法解決“減負”難題？

山西師范大學教師趙潔指出，隨著減負政策的逐漸嚴格，學生課業負擔確實在減少，但是孩子們的整體負擔卻沒有減輕。“50年來，減的一直是考試、作業等學校課業，但是學生肩上的‘負擔’其實早已發生了變化，以往由學校主導的壓力漸漸變成學校、家庭雙主導。家庭把學校減掉的部分負擔承接過來，課外班等形式的補課，甚至會把孩子壓得更喘不過氣。所以，‘減’一直在進行，但‘負’卻沒有下去。”

“減”與“負”的不協調，導致家長們不僅沒有感受到相關政策帶來的效果，反而成了“減負”過程中的矛盾體——不減，怕孩子累了；減了，怕成績落下。

學生負擔的變化、家長的矛盾行為，在趙潔看來，都是社會環境變化的必然產物。“近幾代兒童與青少年都成長于計劃生育國策之下，每個家庭對這些‘獨苗’的成長越來越重視。而與年少一代人口減少并行的，是中國近年來的飛速發展，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另一方面，考試機制長期以來沒有根本性的突破，學業成績又是不變的評價標桿。受社會與體制根本因素的影響，僅僅是手段上的改變，不但不能讓學生的負擔真正減輕，還會讓家長對學校教育的有效性產生懷疑，進而在家庭教育和課外教育上加碼。”

減負舉措頻出，到底如何看待

“‘年年減負年年負，歲歲出招歲歲遭’，這是‘減負’頑疾困擾我國基礎教育界的真實寫照。從根本上說，是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使然。不改變應試教育的觀念與體制，減輕‘過重學業負擔’只能是一句空話。”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鐘啟泉如是說。

北京市豐臺二中副校長陳維賢說：“每一項‘減負’舉措的產生都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和突破，它為家長教育孩子提供了新的視角，推開了另一窗。不背書包、少留作業，不僅是放下了有形的壓力，其背后更向全社會倡導了一種新的教育理念和評價方式。”

“不背書包其實提醒了我們，要讓孩子放下過重的書本桎梏，拾起自身的多面發展。”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曾曉潔認為，不留作業，旨在把校外時間留給孩子——給他們成長的時間，自由玩耍。“小學一年級的學生，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在夏夜看星星，和小伙伴捉迷藏，看有趣的課外書，與家人一起游泳。這是學校教育要考慮的，更是每一位家長應考慮的。”

曾曉潔強調，兒時生活的充實與快樂，可以帶給他們一生的樂觀、自信和對未來的向往。這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最應該給予孩子的。“今年以來，隨著《關于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的出臺，幼升小、小升初‘就近入學’即將成為現實。由此，義務教育階段的‘減負’難題或許將會得到有效緩解。”南開大學文學院教師馬瑞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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