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高考改革方案正式推出，爭議批判聲隨即再起。任何問題有爭議都是正常的，但一些批判長期以來誤導媒體和社會輿論，對高考改革形成牽制與壓力。因此，對這些言論有必要進行分析和辨識，以便擇其善者而從之。

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出臺了，距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公布已經過去近4年。方案歷經3年的調研、討論、斟酌，甚至是艱難的平衡與妥協。但是方案在受到肯定的同時，也招致一些質疑和批判。而我發現，在這些質疑批判中，有的缺乏理性的分析，有的則是習慣批評以博關注度，真正有可操作性的建議很少。

梳理近期的這些批判，無非兩點：第一，改革不夠“徹底”，衡量人尺子的科學性仍然不足，應該拋棄分數這個核心，更多元一些；基于這個思路，主張考錄分離，考試社會化，并加強大學的自主權，學習美國，改為申請制，給高校充分放權，讓他們多元錄取。

第二，方案在公平性上有問題，甚至直接提出，應該實行全國統考，統一錄取。

在所有質疑爭論里面，第一個是核心，也是我們高考制度的不足所在，更是長期以來對高考制度批判的主流聲音。事實上，高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長期被這些聲音所綁架，在一些問題上，無法實事求是，難以在關鍵的地方切入。從這個角度來說，更有必要分析這些說法的科學性與現實性。

美國大學錄取不把成績作為第一標準嗎

美國的大學招生是申請制，但對于多數人來說，成績仍然是第一位的，只是對于名校來說，光有好的成績還不夠(因為這些成績更接近于水平測試，是一個相對的等級評價)，還需要你有其他過人之處，需要特色與特質。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美國等西方大學不怎么看成績，更強調綜合素質。這個說法，肯定是不真實的，或者說被曲解了。我們很多專家實際并不了解美國大學錄取制度的本質，只是聽到那么一兩句，就如盲人摸象般按自己的理解，肆意發揮，誤國誤民。

因為教育理念的不一樣，在西方的教育中，的確會更強調人的成長，強調知識之外的東西。而這些，他們也滲透到了教學過程與課程中，滲透到了日常的評價中，比如關于團隊精神，比如社會貢獻，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折算為分數了。比如IB課程中，有ACTION，SERVICE，直接就列為必修科目，就如我們很多中學里普遍開設的社會實踐。

但在具體的大學錄取上，則絕非所謂專家們所說，反而是成績第一，成績是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說其他。

英聯邦高校在錄取中對分數的要求與依賴是非常明顯的。比如你在Alevel考試中，有全A的成績，上英國名校幾乎可以100%確定了。因此在留學中介中有“英國是流水線，美國是技術工”的說法，就是因為英國大學錄取的尺子比較剛性。

美國與英國不同，光成績好不行，但分數仍然是核心與基礎，在此基礎之上，需要結合你其他方面的特色特質，即我們簡單理解的所謂社會實踐課程。

這個分數首先是你高中4年的分數(GPA)，以及高考分數(SAT或ACT)。比如斯坦福大學最近4年錄取學生中，平均GPA都在3.9甚至4.0分以上(滿分是4.0)，前10名大學，大致如此。但到了排在30名以后的學校，分數就明顯下降，比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GPA的平均分數就只有3.6～3.7了。對于看分數，他們與我們的區別是，美國學校看的是一個大致水平段，比如GPA的3.9,4.0，而不是我們過于精準的判斷：往往是多一分能上清華，少一分就上不了。顯然，在分數的評判方面，美國的這種模糊評價，更為科學。

“美國高考”SAT或ACT(高中生的一種學歷水平測試)也是一個重要成績指標，一般名校都要求很高，比如SAT的成績需要2000分以上(滿分2400)，前15名的學校，平均SAT基本達到了2250分。GPA結合SAT分數，也容易形成一個成績的相互印證鏈條，往往可以排除很多偶然因素。

一般來講，如果你的成績差不多，比如GPA3.9，SAT2200，上排名在30～100的學校就基本沒有問題了。但對于希望上著名大學的學生來說，尤其是前15名、前20名的大學來說，僅有成績就不夠了，這時候，所謂綜合素質，課外活動就尤為重要了。用通俗的話來說，這時候，前10名的大學就“不看成績”，更看重課外活動了。

為什么？背后道理很簡單，因為申請前10名大學的學生成績都非常優秀，GPA3.9或者4.0，SAT恨不得接近滿分，已經無法從成績中篩選誰優秀了，這時，就需要比拼誰更有特色、特質了。而這些特色與特質，無非還是從他們所崇尚的理念中選擇。比如一篇優秀的專業論文，一個特別的發明，一個重要的體育競賽成績，或是組織了一支隊伍，長年到農村支教扶貧等等。這些不一定偉大，但能彰顯你的重要特質，同時也能從一個側面印證你是不是他們所希望的學生。因此，當你在某方面非常突出的時候，學校會適當降低分數標準，而不會堅持較高的分數標準。比如運動成績突出，而這些，并非在美國獨有，我們國家自從1983年起就有保送生制度，現在還有類似高水平運動員政策。

因此，看你的特色與特質的前提，是你的成績已經足夠優秀，而非不看成績，恰恰是看完成績之后再看這些，因為這是選優秀人才，而非選品質高尚的人。

與之配套的還有很多，美國大學理事會還推出了大學先修課程AP，給學有余力的中學生提供學習大學課程的可能。因此，很多希望上名校的中學生，需要提供有競爭力的AP課程的成績，比如5分。一般來講，4分以下的AP成績，對于優秀學校，沒有太大吸引力。

也正因為此，在美國，眾多高中學生為了能上名校，在高中階段學習到后半夜，是家常便飯。而在眾多私立中學，成績也必然成為學校追求的核心目標之一。在“美國是素質教育，美國學校主要看綜合素質”的錯誤論調引導下，中國的眾多家長與學生已經被嚴重誤導。實際情況是，即使在教育事業發達、教育理念先進的美國，要追求優秀的學業，也從來不是快樂的事！

美國大學的錄取方式在中國行得通嗎

美國的大學申請制度、多元評價，是基于誠信文化的產物，是基于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社會管理模式下的招生制度。

先不說美國并非我們想象的那般多元(實際上分數還是基礎)，關鍵是，這種錄取改革思路的前提，就是那些尺子，或者說，那些“元”必須是真實的。

中國的情況呢？

從原則上講，我們的高考從來就不是“唯分數”錄取的，很早就有多元錄取的實踐。1983年起，我國為彌補只看文化課分數錄取的不足，就推出了保送生制度，后來不斷豐富，陸續推出各種加分政策，比如上世紀80年代，省級優秀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干部，均可以獲得加分，其本質就是走多元錄取之路，只不過為配合我們的錄取方式，把這些“元”——分數之外的東西量化為分數，加權到文化課分數中，以調整干擾惟分數的不合理、不科學的一面。

出發點是好的，但現實是殘酷的。保送生制度，各種特長加分政策，因為一些權錢交易、人情交易，出現了作假問題、舞弊問題，社會輿論一片喊打，紛紛要求取消。教育部也曾被迫短暫取消保送生制度。

比如當初省級三好學生有保送資格，于是一些省份的省級三好學生泛濫。大學錄取中不得不規定省級三好學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級三好學生中前3%的。

再比如對少數民族的保護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換算為加分，于是出現了一些少數民族身份作假事件。在重慶，2011年高考文科狀元被證實少數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錄取資格。2010年的四川，多達幾十項加分項目，但竟然有93%的考生是因為少數民族身份而獲得加分。也是這一年，浙江的考生，竟然有70%多的考生加分是因為三模三電。

同樣，二級運動員可以獲得加分，各級體育部門在二級運動員的審核上出現很多舞弊，冒出了很多“偽”二級運動員。今年河南、遼寧高考錄取暴露出二級運動員作假的丑聞，就是明證。2013年清華大學公開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級運動員加分我們不予考慮，請填報志愿時謹慎考慮。當媒體批判清華大學歧視四川考生時，清華大學招辦負責人于涵理直氣壯地公開回應：我們還沒有遇到一個四川二級運動員在我們這里檢測過關的。清華大學的回應讓媒體與社會輿論尷尬地收場。

至今，我看到的各種網上的調查，對于保送生與加分政策，持否定意見的比例都高達80%以上，為什么？這些年高考錄取改革中，減少保送生，減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絕大多數共識的措施與方向，又為什么？

我們不僅僅是誠信體系不健全的問題，而是作假成本太低。這是中國的現實情況。一些國家的社會治理制度，是建立在個人信用基礎、自律基礎之上的。在這些國家，最有效力的是個人簽名，不是公章。但我們的現實是什么？

當孩子的高考成為家長的頭等大事時，各種手段、舞弊便瘋狂地滲透進來，單靠教育部門是不可能完成這個阻擊工作的。

國外大學錄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國缺乏誠信文化的挑戰

我至今仍然記得去年湖北高考一個考點，數百名考生與家長在考試結束后圍攻監考老師，原因只是監考老師太嚴了，沒收了很多舞弊的工具。最后監考老師在當地警察的保護下才得以脫身。自己舞弊還如此囂張，這已經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沒有了基本的是非，只有私利、私欲。

去年韓國曾在托福考試中抓獲5名中國的舞弊考生，其中有一名博士生。去韓國考的原因很簡單，韓國托福考場監考沒有國內嚴。

事實上，美國人的大學錄取制度也遇到了一些中國留學生申請的挑戰，假材料、假成績單，讓英美大學頭疼不已，甚至業界流傳一本如何識別中國學生作假的“紅寶書”。今年年初，新西蘭宣布查實299名中國學生在申請學校時作假，另有1000多人被調查。

試想，如果我們真的大規模推廣美國模式，強調多元，強調看推薦信，看其他佐證其能力的材料，結果會是什么？很可能會重蹈加分與保送生的覆轍。很多人的成績單都非常漂亮，每一個的材料都是光鮮的，獲獎證書無數，推薦信充滿溢美之詞，讓學校無從辨別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能力的，大多會是非工薪階層，有錢權交易的資本。作為高考基石的公平，就有可能被徹底摧毀。

目前的高考有其不足，比如衡量標準的科學性。但高考的改革，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際國情、文化，否則，這些措施帶來的后果將是災難性的，也更具破壞性。

更重要的是，許多理論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響力，危害就更為巨大。因此，那些有社會影響力的專家與大V，更需要謹言，不能只是為博名而去罵、去批判。你是專家，更需要對社會負責，否則，與蠱惑造謠的本質區別并不大了。

什么是高考改革上最大的實事求是

加強考試的區分度是高考改革最現實的一個方向，也是在高考改革上實事求是。

鑒于誠信缺失的現實國情，采取多元選拔學生而不危及教育公平這個社會基本準則幾乎不可能做到，拿分數作為衡量和選拔學生的標準也就不可避免。如果這個前提是成立的，那么，讓高考回歸選拔性考試的本質，加大考試的區分度，可能是高考改革最現實的一個辦法，也是在現有高考改革方案的框架下，最可能實現的辦法。

我認為現在高考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考試本身的問題，即，選拔性考試變成了水平考試，缺乏有效的區分度。

高考作為一個選拔性考試，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考試選拔人，而不是高中畢業的水平考試，不是美國的SAT，是不能比也不應該這樣要求的。但最近20余年間，社會輿論與很多專家完全混淆了這兩種考試的性質，對高考試題的批判不絕于耳，動輒就批判高考試題超綱，動輒就扣上偏題、怪題、難題的帽子，動輒就把考試難度與學生負擔直接等同起來，卻忘記了，高考本身的性質與功能。

在這些強大的輿論壓迫下，高考不得不屈服，不斷壓縮難度，還出了一份《考試說明》，也就是高考的紅寶書，明白告訴家長老師考生，我要考什么。結果是不幸的，分數的區別度越來越低，高分考生遍地都是。1998年，北京有12萬左右的考生，理科上600分的752人，但到了2013年，北京考生只有不到7萬人，理科600分以上考生卻多達9367人，占考生比例為36.42%。2014年，北京理科上600分的考生比例更高達40.59%。

上世紀80年代，很多省市高考1分的區別度是幾個人，但到現在，則是1分區別幾百上千人。去年媒體報道，在河北省一些分數段，1分要區分出2000人。

高分考生遍地都是，人人一朵大紅花，分數的區分度越來越低，最后陷入分分計較的尷尬境地，反而強化了以刷題為核心的應試教育，學生的寶貴時間浪費在反復做題上，高校也難以從中區分選拔出優秀學生。但實際上，600分的學生真的就比599分的更優秀？

因此，在以分數作為基本的評價尺子的前提無法改變的背景下，高考亟須改變的是提高分數的區分度。

取消《考試說明》，讓考試沒有樣本模式可訓練，可追求，加強考試研究與水平，加大考試的難度，加大分數的區別度，對遏制應試教育可能有實質效果，同時，也可以在仍以分數選拔人的大背景下，獲得最大的科學性。

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可能是最現實的。

教育政策不能被輿論牽著鼻子打擺子

高考的改革一直在公平與科學之間做艱難的平衡，向公平多走一步，就損害衡量人的尺子的科學性，向科學走一步，就觸及公平問題。最后只能是兩害相較取其輕，兩利相較取其重，找到一個折中辦法。

同時，任何一個政策、措施，都會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會有其不利的一面，家長、考生需要理性面對，媒體也需要理性客觀對待，我們需要解決什么核心問題，達到什么目的，不能一邊倒地肆意批判其存在的不足，而罔顧有利的一面。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教育與教育政策就會被社會輿論牽著鼻子一會東一會西地打擺子。這10多年在高考改革上，應該說是變化最多最頻繁的一個階段，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績，但同時，我們也應該防止改革變化過于頻繁的問題。我們需要知道，每一次的改革變動，都是有巨大成本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頻繁改革，實際上也是在折騰家長，折騰考生，折騰學校。

現在所有考試中，教育部門舉辦的考試是最嚴肅的，口碑最好的，就在于此。其他一些行業部門舉辦的考試與考證，直接變成公開收費的屢見不鮮，就是一個明證與鐵證。中國如果搞考試社會化，那幾乎就是放棄公平。

亞洲其他國家的先例也早已告訴我們，哪一個走這條路能走通？

(特約撰稿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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