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考獨木橋”到“名校獨木橋”如何化解高校生源危機與社會高考焦慮？

2014年高考雙休日開考，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14年高招調查報告》顯示：今年高考報名人數在連續下降5年后首次出現反彈，達到939萬人，生源下降帶來的高校生存危機似乎得到緩解，但更深層次的危機已經顯現，高校必須未雨綢繆。一些高校不僅面臨嚴峻的招生困境，錄取后不報到現象也越來越嚴峻。很多高職高專的不報到率超過30％，一些地方本科不報到率超過10％。生源危機持續發酵已為高校生存帶來嚴峻挑戰。

而與此同時，在今年高考期間，不少媒體都把目光投向位于安徽六安大別山腳下的一所學校——毛坦廠中學——剛剛播出的《舌尖的中國》第二季，有該校學生父母為學生送飯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這所學校有著一連串神奇的數據：2013年高考考生11222人，一本達線2503人，占22.3%，9312人過本科線，達線率82.3%，并且連續4年都保持如此水準，有網友稱其為“亞洲最大的高考機器”，而這所中學所在地，則被稱為“高考鎮”，一切圍繞高考進行，沒有任何娛樂活動。

對于這種現象——一邊是高考升學率逐漸提升，一些高校陷入生源危機，一邊是高考焦慮日益嚴重，各地出現專門針對高考，甚至有些妖魔化色彩的“高考加工廠”和“超級中學”——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資源已經逐步豐富，為何高考焦慮有增無減？這貌似“矛盾”的現象，正折射出我國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資源的問題，即高考還沒有打破一考定終身，從當年的“上大學獨木橋”，變為“名校獨木橋”，一些二本、三本和高職高專院校并沒有回報給受教育者高質量的教育，被考生拋棄，于是高等教育資源的增加并沒有帶來高考壓力的緩解。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推進深層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給每所高校平等的發展空間。

“打破一考定終身”需招考分離

新華社在高考開考前發了一篇報道，稱目前我國一些地方及高校先行先試，打破“一錘定音”的錄取模式，探索更科學、多元的模式，為新一輪高考改革探路。比如在浙江，今年有34所高校在錄取時不僅看高考成績，還要參考面試成績和高中平時成績。這三者的比例分別為50%、30%、20%，被稱為“三位一體”式選拔。在今年浙江30余萬考生中，通過這種模式錄取的考生將為3470人。

這被輿論解讀為建立了多元評價體系，擴大了學校的招生自主權，是高考改革的積極嘗試。但其實，根據具體的招生錄取規則分析，這種在集中錄取框架內的“三位一體”改革嘗試，價值十分有限，首先，考生要獲得試點校的“三位一體”招生資格，必須事先參加該校的面試，否則，就失去機會，這種操作辦法，可以推廣到其他高校嗎？如果全國高校都采取這種方式，每個學生在高考前要趕多少學校的面試場子？其次，“三位一體”試點高校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這意味著，考生只能把這所學校填報在提前批第一志愿方可獲得資格，這其實限制了學生的選擇權，而高校在錄取時，只能對投檔進來的學生，按照高考分數、面試成績和高中平時成績重新計算綜合分排序錄取，這種操作方式，與藝術類、體育類考生的招生，按照文化課和專業課的總分錄取錄取，并無本質差別。“三位一體”的“改革”，表面上看，高考分數只占50%或60%的權重，擺脫了唯分數論，但在提前批投檔時，考生的高考分數必須達到投檔條件，只有投檔進高校，高校才可能“三位一體”，這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大學具有充分的自主權。

事實上，只要納入集中錄取，高校實行的招生，就不是自主招生——“三位一體”招生如此，9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也是如此（自主招生和是集中錄取制度相嫁接的）——包括后來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紐約大學采取的招生方式，都是類似的“三位一體”，放在提前批招生。這一模式的基本特點是，投檔權還是掌握在教育考試部門，而每個學生在高考錄取中只能拿到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

對于打破一考定終身，2010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到，要推進考試招生相對分離的改革，去年出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此進行了進一步強調，以此觀之，真正有價值的“三位一體”甚至“多位一體”，是建立起基于統一測試的高校自主招生體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統一高考的功能從目前的選拔轉變為評價，高考成績公布后，每所大學自主提出申請者的成績要求，達到成績要求的考生同時可以申請若干所高校，高校獨立進行錄取，在錄取時可結合考生的統一測試成績、中學學業成績、大學面試考察等因素進行綜合評價，每個考生可以獲得多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再確認，如此，擴大了學生選擇權，也落實學校的招生自主權，真正建立起多元評價體系。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消息，今年將公布高考改革方案，我們期待高考改革方案能以考試招生分離為基本原則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而不能只是在現有錄取制度框架內進行價值并不大的學科調整、分值調整。此前傳的沸沸楊的英語科目改革，實質就是科目改革。

高校平等競爭自主辦學方可擴大學生選擇空間

有一些人擔心今年高考人數的增加，會影響到高考錄取率，使高考競爭激烈，這種擔心從全局看，是多余的。在近年來的高考中，每年都有上百萬的考生在考后放棄填報志愿（達到二本線的想上一本，或者達到三本線的想上二本），以及被錄取后放棄報到（對學校或對專業不滿意），因此，增加的27萬，相對于這放棄的100萬，并不算什么，而那些往年學生報考不踴躍（甚至在一些地方招生中遭遇零投檔）、報到率不高的學校，也不可能看到高考報名人數增多而高興起來，對生源的吸引力不高，報考人數再怎么增加，也跟他們沒有太大的關系。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總體看來，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雖然我國高等教育資源日益豐富，但卻人為地把高等教育資源分為三六九等，高校被各類教育工程、計劃以及高考錄取批次分為985高校、211院校、一本、二本、三本、高職高專，再加上在當前的人才評級體系中，采取簡單的學歷標準，這導致整個基礎教育，都把一本升學率，尤其是上985高校、211院校作為辦學目標，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區，出現了不上一本，就不算上大學的觀念，認為上二本、三本、高職高專根本沒有出路，還不如去打工。

我國高考升學率已經超過75%，但一本錄取率在全國范圍內只有9%左右,當大家都把一本作為升學追求時，可以想象，這樣的高考競爭甚至比10年前還要激烈——在高校擴招之前，雖然整體錄取率不高，可上大專，也被認為很不錯了。

二是高校缺乏辦學自主權，無法辦出個性、特色和高質量，有的高校甚至從一辦學起，就在做販賣文憑的生意，這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高的情況下，還會有一定生存空間，而隨著大學生人數增加，大學生就業難，再這樣“空心化”辦學就沒有出路。

當前，不少輿論在呼吁高校要面對生源危機積極進行轉型，但問題是，高校有轉型的自主權嗎？他們能根據自己的辦學定位，自主設置專業、開設課程，采取適合自己的人才培養模式嗎？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到，要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但放權改革的進程十分緩慢。

生源的危機的出現，會對推進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如果再不把辦學自主權交給高校，讓高校能針對社會需求，調整專業、課程，辦出特色，將會出現一批學校因生源危機而破產，這是教育部門必須正視的問題。“倒逼”能否起到作用，取決于政府部門最終是否放權。

另外，要讓每一所大學辦出特色，還需要給學校平等競爭的空間，這也是擴大學生選擇權，從單一的成才模式走向多元成才模式的必然要求。做到這一點，我國政府應該退出對高等學校的行政評審、評價，取消各種行政性質的教育工程、計劃，取消一系列教育歧視性政策，打破分批次按計劃集中錄取，不再把高校分為什么一本、二本、三本——在目前的教育管理體系中，民辦院校相對于公辦院校低人一等，職業院校相對于普通院校低人一等——政府部門要做的是，依法監管每所學校依法辦學、平等競爭，只有在競爭的環境中，各類學校才會辦出一流水平，都成為受教育者值得考慮的選擇。

這才是我國發展教育的根本出路，不但拯救面臨生源危機的高校，也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成長的空間，把基礎教育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如此，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整個社會的高考焦慮。（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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