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現在要離開了，中間要經歷一段黑暗。走過這段黑暗，你會看到故去的親人們在溫暖的燈光下迎接你。”這么溫馨的一段話，是一個小男孩給他即將離去的親人寫的一段話，說的是死亡。
在中國，“死”這個字是很避諱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可以找到許多的說法替代“死”。但在西方國家，死亡就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中日友好醫院心理咨詢門診副主任心理師王彥玲這么多年經常遇到因為親人離開導致居喪反應的就診者，“其實面對親人的離去，每個人都會有痛苦。但如果接受過死亡教育，面對死亡可能會更坦然。”王彥玲說，在西方國家，老師會讓小學生給自己寫墓志銘，家長也會帶著他們一起到墓地和故去的長輩說說話。“這其實就是一種死亡教育。”但在中國，很難見到家長能夠坦然地與孩子談論死亡；很難見到家長帶著年幼的孩子去殯儀館送故去的人最后一程，“有些人可能覺得殯儀館‘陰氣重’，有些人覺得說死不吉利，也有人怕見到鬼。”
中國人大多數看似沒有宗教信仰，但卻篤信鬼神。王彥玲說，“鬼神崇拜其實也是一種宗教，只不過比較低級、原始。”死亡是一個人一生必須要經歷的，但關心死亡的人很少。在王彥玲看來，現代人的關注度尚停留在物質層面，大家都忙著掙錢、買車、買房，精神層面的關注相對來說還不夠。“如果有一天我們能給即將離開的人以溫暖，如果我們自己面對死亡也能很平靜，那才是真正的成熟。”
見慣生死的醫生面對死亡
也很難超脫
普通人很少能直面死亡，但在醫院的急診科醫生則完全不同——急診科每天都在上演生離死別。中日友好醫院急診科張國強在急診科工作了20多年。他說，即便是他面對親人的離去、面對患者的離去也不可能內心沒有波瀾，“只不過醫生在患者或者親人離去的時候更沉穩、更鎮定，更有條理。”
張國強還記得十多年前，有個17歲的女學生來到他們這里就診。小女孩最初只是感冒，等她到中日友好醫院急診看病時，已經發展到循環不好、血壓不穩定了。不過，小女孩的意識仍然很清楚。“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把她送到搶救室的過程中，她拉著我的手、看著我說：‘我是不是不行了？’”張國強躲開了她的眼睛，“從病情來看，確實非常嚴重。”張國強知道小女孩的病是暴發性心肌炎，但他還是說：“沒關系，你到我們這兒，我們肯定盡全力。”考慮到小女孩之后可能會出現的一系列情況，醫院把所有的搶救設備和儀器搬到了搶救室。但是20分鐘后，女孩病情就急劇惡化，出現了致死性的心律失常，很快離開了。“在搶救中，我們看到了白發人送黑發人那種情景，她的父母就跪在那里……”
在這個女孩離開之后，張國強一度不想當醫生，“我覺得醫生也很無助。”他曾經彷徨，但后來他明白：“雖然在救治方面醫生或許不能逆轉病情，可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給病人以尊嚴，給病人、家屬以安慰。”
居喪反應是正常的心理過程
一個人瀕臨死亡之際，他的親朋好友便會產生一系列心理反應，這就是居喪反應。“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居喪反應是所有居喪反應中最嚴重的一種。”王彥玲說，居喪反應主要是由心理沖擊帶來的心理反應，包括想逃離人群、回避親人死亡的現實、過度內疚等；還有一些家屬會執意完成死者未竟之事，而不考慮它是否重要。其實，居喪反應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反應，根據每個人的心理承受度持續的時間長短不一，有的人很快能從居喪反應中走出來，有的人則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即使最嚴重的居喪反應一般也就持續約兩個月左右。“如果親人離去半年后還不能從居喪反應中走出來，就必須要求助于專業的心理咨詢師。”
一個人出現居喪反應后，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意義。“為什么孩子離去后的居喪反應是最重的？”王彥玲說，在我國，絕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這就導致一個家庭往往以孩子為中心，孩子實際上是一個家庭的精神支柱。一旦這個支柱塌了，對家庭成員的影響可想而知。這種情況必須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意義，要讓他們知道，生活中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居喪反應會慢慢變得淡下來。一般來說，5年之后，即使是最嚴重的居喪反應的人也能夠相對平靜地講述親人離去的事情。
人人都做心理干預專家
最近幾年來，心理救援已經成為一些災難事件發生之后的“標準配置”。5·12汶川地震后，北京安定醫院的專家們曾經到四川災民的帳篷里面為他們進行心理干預。去年4·20蘆山地震后，北京的心理專家再度奔赴災區。前段時間，馬航客機失聯后，北京回龍觀醫院的專家們分批走進家屬住地，截至目前已派出18名心理援助專家與120、999一起參與機場和乘客家屬住地的醫療保障工作。參與心理保障工作的醫院心理專家們每天早晨6點多開始工作，一直要到晚上十一二點，等所有乘客家屬都回房間后才能回去休息，而且24小時開通心理專線，隨時接待家屬心理咨詢和隨時處置各種突發事件。
王彥玲說，“親人去世”這樣的危機實際上每個人都不可避免，不可能每個人都能找到一個心理專家來進行心理疏導，因此，亡者家屬的親朋好友就是最好的心理危機干預者，在此大難時提供心理幫助，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這時候，懂一點點心理知識非常重要。其實，面對死者親屬，重要的一點是減少不當措施。比如，人們往往不敢把真相告訴死者親屬，結果時間越拖越長，謊話越編越多，反而造成許多矛盾和心理壓力。“一個人最痛苦的時候就是不知道結果的時候，這種時候對一個人的刺激非常大；一旦事情完結了，痛苦反而會更快地過去。”很多參加過高考的人，經常會夢到考試的場面，這說明高考對他來說屬于一種“重大刺激”，遇到精神緊張的情況，就會夢到高考的場景。
一般親人離去后，活著的人會經過1到2周的混亂期。其他的人要幫助居喪反應比較重的人盡量避免接觸能夠觸景生情的環境，比如可以改變居家環境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住一段時間。現在有些人信仰宗教，“不管是信佛還是信上帝，宗教對死亡的解釋，能夠起到心靈慰藉的作用。”王彥玲建議那些出現居喪反應的人，可以多與朋友談談，傾訴一下，也能夠減輕壓力。而他的朋友們要盡量傾聽他的宣泄，而不是說“你別哭，要堅強……”適當增加運動也能夠減輕居喪反應。“親人離去后，不要悶在家里，要多出去走走，可以到商場等人比較多的地方，也可以去曬曬太陽。生活要盡量規律，按時起床，按時睡覺。”王彥玲提醒，如果一個人兩個月后還不能從居喪反應中走出來，還是不停地“閃回”一些場面，最好找心理醫生看看。王彥玲曾經接診過一個患者：她的哥哥去世半年后，嫂子都不哭了，可她還經常哭。“出現了這種應激障礙，必須要借助專業人士的專業指導。”
不妨給自己和孩子補上
死亡教育這一課
幾乎沒有人在一生中能永遠躲開死亡對心靈的沖擊。一個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死亡？如何面對親人的死亡？這些都需要我們去學習。現在孩子們接受的教育五花八門，從課堂內延伸到藝術、科技、體育……但對于死亡的教育幾乎為零。“家長在對孩子進行風險教育、減災教育的同時，最好也可以加上對死亡的教育。”王彥玲說，清明節就要到了，可以帶孩子去祭拜已經故去的親人，看看墓碑，告訴他們這也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沒有那么可怕。不要老用鬼神嚇唬自己、嚇唬孩子。只有家長能夠正確面對死亡，才能夠讓孩子正確面對死亡。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死亡都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當我們看到很多西方人平靜地處理自己身后的財務，坦然談論和面對死亡的時候，都會覺得他們真有勇氣。但其實他們也對死亡心存恐懼和疑惑，只不過各國的習俗和宗教有所不同而已。對于這個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自然規律，世界上很多國家開設了正式的教育課程，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面對它。
死亡教育包括死亡的本質及意義，對死亡及瀕死的態度、處理及調適。研究者普遍認為，死亡教育目標是帶給社會更多溫暖，令人們更加正視生命。
在國外，死亡教育已相當成熟。上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從幼兒園到大學都逐步開設了這門學科，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也有相關座談會、研習會。在英國和德國的小學課堂上，殯葬業人員或護士會教授人死時發生的事，并讓學生模擬遇到父母車禍身亡等情形時如何應對。
美國
死亡教育分為三大類
英美等國家的死亡教育，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平息，和平生活再次走入正軌之后。那個時代陸續出版了一些著名的研究類著作，如1959年美國死亡學先驅赫曼·菲爾德的《死亡的含義》、1977年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勒威頓的《死亡教育范圍》等，對這一學科和教育奠定了基礎。
不過，美國的公立學校到上個世紀90年代才正式展開死亡教育，而且至今這樣的課程是準許學生自愿選擇。開始這一教育的起因，主要是基于社會犯罪和濫殺情況嚴重，電視和媒體對暴力行為的渲染以及兒童嘗試自殺的現象增多等等。
美國中小學針對少年兒童的特點，把死亡教育分為幾大類。
一是消除恐懼。課堂上，老師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解釋人類生老病死的規律，告訴孩子們死亡并不可怕，但生命是美好的，享受今天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
二是揭示生命的意義。學校會組織孩子們到醫院或殯儀館里，請醫生或是牧師講解捐贈器官的重要性。這樣的課程告訴孩子們，一個人的死亡并不是全無意義，他或者她的器官能夠讓另一些人得到生命的延續，因此值得活著的人表示尊敬。
三是臨終關懷。老師和醫生會帶領學生參加對老人和病人的照料，或是請他們講述自己在祖父母去世前后，他們本身的經歷。讓孩子們體驗每一人都應該而且有可能有尊嚴地走到生命的終點。
學會原諒自己寬恕別人
美國教育部門在對接受了死亡教育的學生的回訪中了解到，該課程有積極的一面，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參加過這個教育的學生，不可避免地比其他同齡的孩子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死亡，而且他們在醫院里聽課和服務的時候，心情并不輕松，有的孩子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但是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這些學生慢慢地理解到，這項教育能讓他們終身受益。
這些學生表示，他們認識到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從此擁有了一種對生命和生活的感激心情。一位姓瓦茲的男子說：“除了‘活著真好’的簡單快樂之外，我更愿意善待自己，也善待朋友和家人。我把現在的每天都作為得到的享受，感謝上天的賜予。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和任何人有過爭吵了。”
原諒自己也寬恕他人，這是受到過死亡教育的人得到的另一個心理進步。一位單親母親在成人大學里學完死亡教育課程后，鼓起勇氣給幾年前去世的兒子寫了一封信。她告訴孩子說，她因為他的離去長時間不能原諒自己，也一直擔心兒子會對她心存怨恨。現在她不再默默地冥思苦想了，而是主動告訴孩子當時自己的艱難處境，請求他原諒母親。她說，寫完了這封信，她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輕松，而且再也不害怕以后與兒子在天堂里“相見”了。
積極參加社會活動 理性豁達
調查中發現，上過死亡教育課的人，在后來的歲月里，不僅自己的生活平靜和樂觀，而且樂于幫助他人，參加社會活動，做義工投入的時間也比較多。而且他們能夠用學到的知識開導別人，自己遇事時，也顯得理性和豁達。
在美國中小學任教的教師都接受過正式的死亡教育，因為無論學生是否到了選課年齡，或是不自愿選課，他們都有可能暴露在死亡案例之中，包括親人和朋友的死亡和意外，接觸娛樂節目，遭遇校園襲擊等。教育部要求每位老師都能夠正確地解答學生的相關問題，及時安撫他們的情緒，并且配合專業心理學家讓孩子在重創后恢復正常生活和學習。
英國
死亡教育從幼兒園開始
在2013年，英國已經有550所幼兒園開始死亡教育，而且專家和家長普遍認為，這樣的教育，對幫助孩子們理解悲痛和失親的現實，很有好處。在英格蘭東南部伯克郡的蘭布魯克幼兒園里，老師很柔和地講道：一頭大象意外地死了，它的同伴們悲傷地圍在它的周圍，長時間不忍離去。聽故事的孩子們只有三歲，但是他們對這個情節表示了充分的理解，稚嫩的小臉上全是嚴肅和哀悼。
從英國社會調查中可以看到，每年有24000多個孩子失去至少一位父母，每29個孩子中就會有一個要忍受失去家長或兄弟姐妹的痛苦，還有很多的孩子要面對親近好友的死亡以及寵物的離去。所以教育界認為，盡早地讓孩子接受教育，理解死亡的存在，做好離別的心理準備，對他們成長有益無害。
對于這樣的做法，有些英國家長也表示擔心。但是英國兒童失親康復協會的主任安娜·查麥茲指出：“很多孩子表示過，當他們的親人和朋友去世，他們心中的孤獨感難以表達。如果這時他們的父母和老師不能很好地幫助他們面對現實，那么他們日后的生活和學習都將被籠罩在陰影之下。”
英國的老師們通常用動物的故事，或是家養寵物的故事作為引導的線索。他們在講述前，都做好了孩子們會情緒失控的準備。不過，讓老師們吃驚的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幼小的孩子都能夠保持適度的平靜，并不會大哭，或是表示受到特別的驚嚇，而且積極參加討論。
日本
與人生教育聯系在一起
在亞洲國家里，日本的死亡教育開始的時間大致與美國相同，而且也注重該課程在小學階段的開設。在日本，死亡教育與人生教育聯系在一起，課程從生命的起始、成長到結束，也包括教導兒童正確面對失親的痛楚。在這樣的課程里，日本的老師們主要是以積極的精神，教導學生要有健康和樂觀的人生觀，把握現在，不懼怕疾病和死亡，在人生道路的艱難時刻要避免自絕行為。
除了接受美國的觀點以外，日本也與其他國家的教育接軌。日本死亡教育協會名譽主席阿爾弗斯·迪肯把從生到死的過程，稱為是一個完整的人生，主張一個人應該“過一個好生活，有一份好幽默，接受一個好死亡”。
日本這項教育的結果，可以從2011年日本東部發生大地震和海嘯事件中看到成效。雖然日本原來就有的理論認為，抗拒死亡是不符合自然的，但是在突發災難面前，他們的鎮靜態度和自救互救的行為，還是令人感動。近年來，日本出版界以死亡為主題的作品日漸增多，其中有部分是針對孩子的，比如《對孩子來說什么是死》等。
德國
不回避人生和社會陰暗面
有人說教育孩子應該盡可能地展示一個真善美的世界，然而，德國的家長與老師們卻另辟蹊徑，讓孩子們直面人生和社會的陰暗面。
據報道，德國柏林的一所小學竟邀請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來課堂上講述人死時會發生的事情。講完后，孩子們輪流扮演角色，模擬諸如父母因車禍身亡時如何應對。該校老師稱，通過這樣的課程孩子們體驗了突然成為孤兒的感覺，這有助于他們體驗遭遇不幸時的復雜心情以及怎樣控制情緒。像這樣的挫折模擬情景和角色扮演在德國的學校中十分常見。
此外，學校還經常組織青少年到法庭參觀，并旁聽審訊現場。此舉意在不刻意保持學生們心靈的“純潔”，不回避讓學生了解社會的丑惡現象。這樣一來，學生們不會與社會隔離，也會對社會產生深入了解，以防一旦接觸社會，看到某些陰暗面后感到茫然若失，無所適從。
德國人對孩子的教育不回避陰暗面也是教育改革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德國推出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使教材內容適應社會發展。現在的多種課本中，不僅有“陽光”的內容，還有涉及社會“陰暗面”如種族歧視、違法犯法等課題，其宗旨是引導學生思考和解釋各種社會現象。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