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5日廣州大學城招聘會，一名“90后”畢業生坐在HR面前，顯露出緊張迷茫的神情。

一群未脫稚氣的“90后”大學生，試圖通過保研暫離大世界的紛亂復雜，卻猝不及防地一頭扎進了小社會的暗潮洶涌。在他們步入社會之前，保研戰爭，成了他們提前參與的一場厚黑演習。

為了逃離的戰斗

21歲的蒙雨舒，將保研視為一場“鴕鳥式的抗爭”。

這個北京交通大學自動化系的大四女生記得，人生的敗退始于兩年前的一次實習。那時剛讀大三的她，走進了華為北京研究所。正是中午，一百多個面容倦怠的人，躺在一張張低矮逼仄的床墊上午睡。時鐘敲過兩點，人們緩慢爬起，無聲地坐到電腦前，默然敲擊鍵盤。滴滴答答的聲音，“像冰窖里的融水”。

那一瞬間，蒙雨舒看著那些恍惚卻焦躁的人，第一次預知了自己的可憐。兩年后，如果幸運，她會在這里如螻蟻一般忙碌；如果不幸，她會被分配到某個鐵路局，在某個離市區幾十公里的小山村里，保障一堆冷冰冰的機械設備能日復一日地按規定程序運作。

喜歡動漫電影、武俠小說的蒙雨舒，難以想象自己將會活得像個機器人。她對社會一無所知，僅有的實踐經歷依次為：在超市做過7天促銷員，站得腰都斷了卻賣不出幾瓶果汁；在某個國際會議做引導員，任務是把嘉賓從A點帶到B點；在校科技處做統計員，計算學校那一坨碩博論文被多少核心期刊引用。

除了對電路、信號、系統的熟稔，這個90后女生再無其他生存技能。

最終，蒙雨舒選擇了保研。她的理由很簡單：第一，以后就業多些選擇，“就算做機器人，也得做個高級高薪的全自動機器人吧”；第二，先避避風頭再說，“外面太兵荒馬亂了”。

將保研視作驛站的不止蒙雨舒一人。華中某大學新聞系的大四學生林婷，第一次實習采訪就被“打回了原形”。對方瞟了瞟背著書包、戴著眼鏡的她，不屑地說：“你還是學生吧？”隨后一揮手把她趕出了房間。章婷決定多讀三年書，“得把自己養得再成熟點”。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大四學生潘捷的理由則簡潔精確：她想做證劵研究員，入職兩年后要掙到200萬年薪，而這個行業只接受研究生以上文憑。“我現在工作只能算裸奔。”

目前國內高校的保研評比，學習成績占總分比例最高，一般為80%。但保研者們會發覺：將大學4年的成績加在一起加權平均后，相鄰競爭者之間的差距不會超過零點幾分。于是，學術論文、科研競賽、學生工作等加分項目，成了保研的主要戰場。

黑屋子

內心混雜著膽怯、驕傲與對安逸的留戀，這群年輕人走上了保研之路。他們原以為這是條坦途，卻迎頭撞上現實：已相對公平的保研體制中，仍存在著眾多縫隙。金錢贖買、權力尋租、勾心斗角——成人世界里的所有游戲，都在制度的裂紋中生長。

買論文成為首選。山東大學法學院的李明至今很憤怒：多年來一直排名倒數的同學胡某，在大三時花了近萬元，一下子發了6篇論文，最終賺取了20分的發展分(專業成績外的加分)，實現了“保研大逃亡”。在華中科技大學，一名新聞系學生在一年內發表9篇核心期刊論文，也成為人盡皆知的“傳奇”。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生張林發現，一篇論錢穆史學思想的期刊論文，同學劉某是第一作者，其父為第二作者，其母為第三作者。“從沒見過一家三口齊上陣發論文的，或許這樣3個人都可以得利吧。”

走關系則更加便捷。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偉在批改保研筆試試卷時，常會遇到某領導走來，指著一張試卷說：“給這個卷子加20分。”陳偉一般都會拒絕，他自覺打分已足夠寬松，“但總不會只有我一人閱卷”。

李明在參加某大學保研的筆試時，一名同學在開考半小時后才姍姍來遲，監考老師直接給了他另一套卷子，說讓他安心補考，“不著急”。倆人明顯熟悉，李明頓時驚得“下巴都掉了下來”。

從小到大都是乖乖女的蒙雨舒也陷入了麻煩。一次對保研至關重要的獎學金評比中，室友A與室友B爭斗決裂，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蒙雨舒常常聽完室友A對室友B吐槽，又得緊接著聽室友B造室友A的謠。面對著為保研你爭我奪的兩人，她都得微笑相對，點頭附和，“這樣才不會對自己的保研產生影響”。

蒙雨舒內心那絲對友情的脆弱期望，都被騷亂猜疑給碾碎磨平了。她只能守著僅有的一點原則，靠著第3名的好成績保研。“大家都在一個黑屋子里。只是我比較清醒而已。”她并不開心：“這不代表我有一天不會昏睡過去。”

宣戰者與順從者

“成績排名倒數，一樣也能保研；窮學生代寫論文，300塊一篇；富學生保研后，一節課不上……”目睹保研的種種亂象，正讀大三的張林再也Hold不住了。他給校長寫了一封公開信，痛斥保研制度，并提出了“白玩白，黑玩黑”的改革方案——“成績好和成績差的分開保研，讓拼實力的拼實力，拼爹的去拼爹”。

上書的結果是“被會商”。學校領導將張林請去，很客氣地告訴他：這樣的行為“不利于團結”。

從教7年的青年教師陳偉則將矛頭直指學生會。2011年10月，他發表博文《學生會：大學最陰暗的一角》，稱高校團委及學生會已成藏污納垢之地。陳偉的憤怒在于：如今的學生會壟斷了太多的保研名額，國際政治經濟系一位成績優秀的同學，便被某學生干部擠下，無緣保研。而某一屆保研學生五六人中，校學生會主席、院學生會主席或副主席，均名列其中。

陳偉的言論并未觸怒學校，卻惹惱了學生，特別是視學生會為利益所在的學生干部。數月來陳偉收到了多份郵件，斥責其對學生會的批評“不著調”，并稱要他“小心些”。

鄧欣宇是北京市某985高校經濟學院學生會主席。2011年6月的某個下午，她提前看到了院里公布的第一批保研錄取名單，并驚詫地發現：年級排名第6的同學廖園，被原先排名第7的同學吳某給擠掉了。鄧欣宇仔細看了加分明細，發覺吳某違反了學院規則——3篇論文不能累計加分，他卻每篇都拿到了0.5分。

這位負責的學生干部找到老師，卻得到了一個讓她難受的回答：“規則都是人定的，不要管閑事。”當她告知當事者，廖園竟也選擇了忍氣吞聲，理由很簡單——害怕得罪學院，“連第二批保研也上不了”。

鄧欣宇懂了：“沒必要捅破那層窗戶紙。”

“這就是游戲規則，面對利益，每個人都選擇自保。大家沒什么可抱怨的。”華中某科技大學22歲的畢業生林婷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父輩的印記

倘若時針倒回，蒙雨舒不會選擇保研，甚至不會去讀枯燥的自動化系。“這一切就是個錯誤”。

大二上學期時，猶豫許久，這個從小喜歡文學、漫畫的女生打電話回家，小心地詢問父母是否可以轉專業。她想去讀動畫系。電話那頭，是父親斬釘截鐵的回答：“你成績好，要去保研，以后好混國企。”

蒙雨舒的父親也曾有文學夢，報考過中文系，甚至是因借書與妻子相識。然而如同眾多90后的父輩一般，這一對夫妻消磨過了經濟高速發展、理想日漸邊緣的20年，“信仰對他們是奢侈的”。

父親成為了某工廠的一名工會主席，每日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勸人守本分”。蒙雨舒會被送去讀自動化，也是因為父親羨慕讀同樣專業、在國家航天局工作的舅舅“賺得多”。

這個乖巧卻叛逆的女生發覺多年以來所受的實用主義教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腦子里，讓這一代年輕人丟掉了反思和抗爭的能力，成為一個缺少信仰的時代所犧牲的人。“只要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

最終，蒙雨舒無聲且順從地選擇了保研，并一步步向著父母所期望的“混國企”的目標而努力。但她從骨子里害怕變成一個“淺陋粗鄙的婦人，除了抱怨算計，不再有想象”。

沈燕妮是林婷所在班級的班長。在她的記憶里，這個班級曾是團結的小集體，過去每當有人生日，同學們都會等到零點，在班級QQ群里排隊送上祝福。然而經過“保研一戰”，大家似乎洞察了彼此心中隱秘的欲望與壓力，心照不宣地選擇了疏遠與陌生。

QQ群已經1個多月沒有響了，大家各自投入了找工作、出國、實習的混亂中，沈燕妮覺得這個最初溫暖的班級，已經“碎成了一地冰渣子”。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沈茜蓉、余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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