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道歉信，受害者家屬和網友都不買賬

12月20日，重慶摔童女孩的父親李某通過央視新聞公開了女兒的道歉信，信的內容為“我是李某某。那天我不該打小弟弟。在家里和小弟弟玩耍時狗狗叫了，小弟弟掉下去了。讓叔叔阿姨傷心了，請叔叔阿姨原諒。”

對此，被摔男童的父親李生忠表示，在他看來，這樣的道歉根本沒有誠意，他是不會原諒的。而網友的反應也和男嬰家屬類似，認為女童父女的道歉不但流于形式，針對男嬰跌落的部分描述還有推卸責任的嫌疑，普遍對此并不買賬。

“道歉信”也許能推卸責任平息事態，但問題兒童仍然是問題兒童

事情已經發生，犯下錯誤的一方希望局面盡快平息，這可以理解。但暴露出的問題不會因為事情的平息而消失，沒有得到教化的問題兒童還是問題兒童。

無論是事發后女童母親第一時間帶著孩子輾轉遷移，還是如今“推卸責任”的道歉信，都不是合適的教化手段，而只是顯露出了逃避的意愿。可逃避是為將來埋下隱患，是對自己和他人的不負責任。

而女孩問題癥結無論在心理、生理或環境哪方面，都只有積極矯治才有改善可能

實際上，如果正視問題，回到正確的軌道，那么就該知道這時候需要對問題兒童進行矯治。因為實踐證明矯治行為與兒童行為的改善是高度相關的，合適的教化舉措能有效防止問題兒童行為惡化。來自紐約州普萊森特維爾、隸屬于紐約醫學院的發育行為兒科專家馬克·貝爾廷(Mark Bertin)博士具有多年的應對“問題兒童”的臨床經驗，在他的一篇綜述性的論文中梳理分析出了神經、性情及家風在教化兒童過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大量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可受益于藥物、自我控制及情緒復原培訓。

綜合起來這些舉措可以使得“問題兒童”在成年后刑事犯罪的幾率下降超過34%，影響這些舉措效果的主要指標就是監護人的配合度。可目前為止，在女童教化這一點上女孩家庭所做仍然是回避。

怎樣教化犯下大錯的兒童才是負責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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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有效矯治的前提是準確評估“惡童”的問題

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惡劣行為，香港保安局曾委托專業顧問機構進行研究，在其給出的《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頑劣兒童和少年：海外經驗和香港可采納的方案

對某些有生理問題的兒童來說，合適的藥物治療可降低高達40%的犯罪幾率

根據事后媒體的深度報道，重慶摔嬰女孩的頭部曾經兩次受過傷，并且在受傷后表現出了性情的變化。據此分析，如果女孩的腦部真是因為受傷而發生了病理性的變化，那么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治療及時且得當，這樣的問題能得到極大的改善。以患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ADHD，俗稱多動癥）的人群來說，根據統計，童年時患ADHD的兒童成年后的犯罪率遠高于未患病兒童。但瑞士的研究人員卻通過對2.5萬名被試的統計發現，對于患有ADHD的人群而言，如果給予科學的、完整的藥物治療（從兒童時期被診斷后一直到其成年不中斷給藥），那治療組的犯罪率，比不接受治療的對照組明顯下降，分別減少了32%（男性患者組）和41%（女性患者組）。而對于問題出在額葉、杏仁體等部位的兒童來說，接受系統的治療后的改善同樣立竿見影。

并不是所有心理問題都是由神經系統的病變引發的，有些時候，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形成了錯誤的的價值觀。想要解決這種類型問題的辦法就是通過心理咨詢，由心理學專家通過認知行為療法等手段重塑犯罪者的價值觀。對于兒童來說，其價值觀往往形成并不完備，矯正起來往往效果會更好。《牛津少年犯罪和司法指南

兒童心理學領域的專家，皮克哈特（Carl Pickhardt）也給出了更正孩子心理和行為方面問題的建議：如果孩子的問題行為威脅到了他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家長必須立即向心理學家或是教育專家尋求幫助。專業領域人士的及時介入很多時候都能十分有效的將孩子的行為拉回正軌，改善成功的比例也在20%以上。

如果確定問題源于家庭教養方式不當，則父母也同樣要接受專業人士的“教化”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兒科學專家、布朗兒童研究中心(the Brow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ldren)醫學主管帕梅拉·海伊(Pamela High)博士這樣描述家長在教化“問題兒童”時所應承擔的角色。父母需要在孩子身邊，有所回應并負起責任——但不代表父母要在任何時候都立即滿足孩子。父母要教給他們日常模式、程序和規律。

但達到要求并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時候父母應該學習面對的不是“問題兒童”，而是要改正“從根本上就錯了的當父母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被教化的就不僅僅是問題兒童了，他們的父母也要“被教化”為一個合格的監護人，學習負起責任，并學習如何配合專業人士改善問題兒童的行為。

從媒體披露的信息分析，對重慶摔嬰女童父母來說，這也是個問題。來自女童父母同事的消息顯示，李某夫婦比較熱衷于“搓麻”，對孩子上心不多。

如果父母不配合，也應有法律保證兒童得到適當的教化

面對犯下大錯的幼童和不配合教化的監護人，該采取怎樣的強制措施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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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對問題兒童家長的責任有著明確的罰則：

英國在《1998年犯罪及擾亂秩序法令

在中國臺灣，如果因監護人失職導致少年觸法，法院將強制監護人接受8到50小時的親職教育輔導。若拒絕，將被罰款3000到10000元新臺幣，經再通知仍然不接受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接受為止。經連續處罰三次以上者，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姓名還將被公告。

為教化問題兒童行為，政府又應該給予怎樣的支持

教化問題兒童是個難題，特別是對于某些生來具犯罪傾向的兒童更是如此。但正是因如此，各國政府都采取投入資源加大處置能力的方式應對。在美國，根據安妮·E·凱西基金會（Annie E. Casey Foundation，AECF）的估計，一年用于少年矯正機構的費用超過50億美元。而僅以伊利諾伊州為例，全州就有12個司法鑒定權的醫院，平均下來一個100名醫護人員的醫院里平均有5至8個精神病房。在更大范圍內看，對于矯治“問題兒童”和“未成年犯罪”領域的相關研究，美國也做得很好。中情局就有專門分析兒童和青少年暴力傾向的犯罪心理學家，研究各種能夠提高教化效果和減少兒童暴力的課題，甚至細節到班級規模的影響都在考量范圍，而這些研究成果也切實的轉化到了教化兒童的實踐里。

反觀中國，法律要求各地開設的用于矯治犯罪未成年人行為的“專門學校”持續萎縮，從原先的200多所減少到了現在的73 所，而目前還在招生的才只有60所。相關的教育和矯治存在巨大的缺口。

“惡童”也是孩子，即便某些生理和環境因素對其施加了不利的影響，他們依然有時間去改變。但另一方面，想要改變，則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盡最大的努力，通過科學方式去促成，而不是在拖延和逃避責任中讓矯治的希望變得越發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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