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特約記者陳言/北京、大連報道

5月29日召開的“中日留學研討會”上，日本大使館簽證處長齋藤說:“我們的簽證率在28%左右。”

在離東京200公里的福島大學，今年已經上了碩士二年級的中國學生豐海霞給自己在橫濱的大學同學寫了一封信，托她去內外學生中心為自己提交一份求職申請。

日本的碩士只讀兩年，修完學分，通過了論文就可以畢業。一上碩士二年級，所有學生有兩件事要做:一是要準備碩士論文，二是要開始找工作。

電腦時代，任何人都能在網上扒扒，一夜之間寫上幾萬字的論文，但在日本，碩士指導教授要學生在幾月以前完成論文綱要，在幾月以前去調查，完成調查報告，在幾月以前交出論文，最后交正式論文等，都是按計劃辦的。寫出一篇碩士論文來，不和老師來回探討數十回，那能算是學術論文嗎?在日本基本上看不到口試那天老師才讀論文的現象。

找工作首先要有一套樸素大方的套裝，一個價格適中的公文包。要向眾多的企業推銷自己，通過同校同學會、靠老師的介紹，才能找到一份工作。進大企業工作，并不是完全靠考試，老師、朋友的介紹(通常有擔保的性質)很重要。

日本大使館簽證處處長齋藤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03年，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就職率為10%左右，將近90%的留學生因為找不到工作，要回到中國。”

日本的文科大學不給博士學位

王巖，44歲,回國1年有余，并沒有實現去中國的大學教書、研究的美夢。

王出身于工人家庭，把做學問看得比什么都重。29歲那年，他兜里帶著從中國銀行兌換的4000日元，加上和單位同事借的3萬日元，只身來到東京，上碩士,讀博士，進總理府學術會議任書記，30多歲當教授，干到了40才猛回頭，想到該回國效力了。

“憑著自己在國外的教授職稱，覺得回國找一所大學教教書，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王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但日本的文科大學都是不給博士學位的，王也沒有博士學位。找工作是從上往下開始的。起初王還比較有信心，從網上找了幾所高校發去了應聘書。沒有博士學位，當然進不了一流學府。以后給研究所、給一般院校發應聘書，也還是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得到。“我41歲那年收到了一個研究機關發來的回信，說:‘老王，你太老了，專業也不適合我們這里的研究方向’，從此我罷了去當教師、學者的心。”王說。

去日本留學得不償失。在大學讀書，一年的學費要100萬日元(約人民幣7.5萬元)，生活費也要150萬日元。大學4年下來是人民幣70萬元，兩年碩士要35萬，讀3、4年博士，再花上70萬元。學是能學不少東西，就是回國不能進學府或研究機關工作。去日本留學前算一筆賬，真能下決心的人估計不多。

在日本，書讀多了，能去普通企業工作的路就窄了。日本大學生的就業比率和中國差不多，也是70%多一點，但中國留學生的就業比率特別的低，原因和讀書太多有關。

“小朱太年輕”

中國留學生朱霞今年22歲，在名古屋的名城大學讀經營學碩士二年級，也就是人們常說的MBA，再有半年就能拿到碩士學位了，但朱5月回到了老家鎮江。她已決意不再回日本，要在老家嫁給比自己歲數小一點的大學同學。

朱在電話里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早點回來早穩定。

名城大學在日本算不上是名校，但也在文化科學省(教育部)的排名中，能擠到700多所大學中的前20名中去。朱霞能順利地考進那所大學，她的朋友王巖費了不少氣力，包括考前準備，去名城大學找過去的考題，托在那里教書的自己的師兄關照等等。但沒有想到上了一年，再堅持一下就能畢業時，她卻蕭然回國了。

在北京遇到王巖時，說到了朱霞的突然退學回國，王并沒有責怪朱霞，只說了句:“也好!”以只有自己歲數一半的年齡回國，總不至于到了中年還找不到一個穩定的工作。現在早就不是“海龜”的天下了，拿到了日本的MBA畢業證，就想回國找一個大企業當老總的時代早已經過去。

留學熱轉涼

田村信在福岡有一所日語學校，他今年5月在大連又開了一所日語學校。

《瞭望東方周刊》去看了田村的新校舍:像日本所有高中學校一樣，進了教學區要脫鞋，把鞋放在鞋箱中。除了教室、會話室以外，這里還有一間鋪了榻榻米，有小桌子供大家圍著說話、聊天的談話室。榻榻米上的坐墊，是田村一個一個從日本直接帶過來的。墻上的地圖、日歷也都是田村從日本直接拿來的。猛一看，這里像是一所純日本的學校，但就是辦公柜臺里還堆著幾萬份招生廣告，學校的生源似乎有些困難。想不到在留日熱潮最高的大連會有這樣的景象。

這里有去日本進修的補習班，也有為日資企業培訓日語人材的進修班。在辦學上校方也動了不少腦筋，但招學生來這里學習卻不那么容易。田村對記者說:“今年可難了!申請去日本留學的簽證發生了變化，要想拿到日本留學簽證，現在實在太難了。”

日本在1983年提出了吸引10萬留學生去日本留學的計劃，那時日本的留學生人數為1萬人左右，1993年大概達到了5萬人，去年才實現了10萬人計劃。日本和美國等國比，留學生數量并不高，但問題卻不少:首先是留學生的人數偏重于中國，2003年留學生中，65%來自中國，15%為韓國，這兩個國家加起來就達到了80%。過去，王巖去日本時沒有帶多少錢，一開始就準備在日本打工上學的，日本卻給了他簽證。如今不少中國人富裕了，能自己拿錢讓孩子去日本留學了，但日本卻關緊了大門，想進去十分的困難。中國人太多，日本想把中國人的比率降下來。

日本大使館把話說得十分清楚。5月29日召開“中日留學研討會”時，簽證處長齋藤說：“我們的簽證率在28%左右。”最近日本對中國學生的簽證控制很嚴，一說是福建或東北人要去日本，簽證處的官員就特別小心。因為福建、東北的中介公司特別高明，做出來的申請書，簡直滴水不漏，面試時那里的人做自我介紹時，能把日語說得非常流暢，但考官指指手腕上的手表問“這是什么?”，考生竟聽不懂考官的問話。“很多考生連日語字母都不會寫。”齋藤說。

能在簽證率很低的情況下出國留學，實際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田村難就難在這里了。

今年北京的大學生就業率在70%左右，找不到工作、考研或現在就開始辦留學的人不在少數，28%的簽證率使不少人把赴日留學當成了眾多選擇中的一個，不那么動真格的。

“留日學生不是海龜”

王巖不太會喝酒，一小杯啤酒下去，臉已經有些紅。和王談留學生找工作的艱難、談在日留學的學生有些人看不到前途、談現在日語學校經營上的艱難，記者無意中也說到:“海龜要成海帶了。”王的臉一下子全紅了起來，聲音也高了幾分，說:“留日的學生本來就不是海龜，只有那些在美國拿到綠卡，回國辦企業的人才是海龜，留日學生中很少有加入日本國籍的。”

留日的人是很難在日資企業中獨撐一面的，我們很少能見到中國人在日資大企業的辦事處當總代表。就是留日回來到日資企業去工作的人都不是很多。不少人不愿意明言自己的留日經歷，在中資企業平凡地工作著。朱霞已進了地方上的一個小企業，開始默默地工作了。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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